![](../../../../images/gjk-bannner.jpg)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追忆恩师郭景坤院士(李伟东)
2021年8月17日早晨,惊闻恩师郭景坤院士仙逝,久久不能平静,不舍和感恩的心情交织在心头,一幕幕珍贵的记忆涌上脑海。
初次见郭先生是在1993年夏天,那时候我在大学工作,为了学科建设的事来上硅所请教郭先生。郭先生当时是所长,而我是刚毕业3年的小字辈,他平易近人和诲人不倦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6年11月在'96中国材料研讨会上再次见到郭先生,我在分会场作口头报告时,他正好担任那个时段的主席,在回答问题环节对我的工作给予了点评,鼓励了我;接下来是1999年11月,我第一次参加上硅所主办的ISAC’99(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郭先生担任大会主席,当时我只是凭着模糊的兴趣来“听会”,深深被会议“艺术+科学”的独特视角和严谨氛围所吸引。
2001年,我进入上硅所的博士后流动站,迈入古陶瓷研究领域,合作导师是郭先生和李家治先生,进站前的面试是两位恩师主持的。在博士后期间,郭先生在研究思路和文章撰写上给予了我具体的指导和建议,拓展了我的思路,他还曾亲自把有价值的参考文献拿给我看;2002年3月,李政道先生访问古陶瓷实验室,郭先生和古陶瓷课题组一起接待了李政道先生,李政道先生一口苏州腔,与郭先生的上海腔和李家治先生的合肥-上海腔相映成趣,相谈甚欢;2002年11月,ISAC’02在上海举行,郭先生依旧担任大会主席,这一次我不再是门外汉,上台发言前他叮嘱我说,报告时不要急,要叙述清晰,我发言时他就坐在台下第一排听;2003年5月底我出站答辩,那天的氛围很轻松,参会专家与两位恩师都给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我出站留所工作以后,古陶瓷课题组与中科院自然史所、社科院考古所的一些学术交流,郭先生也抽时间参加,他对田野考古的细节特别感兴趣,也总会对材料学研究手段在科技考古中的应用给出启发性的建议。
想不到的是,2003年8月突然得知郭先生生病了,当年9月手术,次年再次手术,前后经历多次化疗、放疗,令人十分揪心;2005年11月,ISAC'05如期在上海举行,大家欣喜地看见郭先生稳稳地坐在主席台上,他还是我们的大会主席,他的豁达和坚韧为大家树立了最好的榜样;ISAC'2009和ISAC'2012是两届到外地召开的古陶瓷国际会议,郭先生非常赞成组委会“走出去,扩大影响力”的办会理念,他也亲赴北京故宫和景德镇参加了会议,还在ISAC'2012开幕式上借助电子喉向大会致辞。
郭先生始终大力支持古陶瓷研究,于1988~2004年担任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第二、三届理事长,之后担任第四~七届名誉理事长, 他参加了1989,1995,1999,2002,2005,2009,2012和2015年的ISAC会议,前后时间贯穿了26年,见证了我所古陶瓷研究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学科的关键发展阶段。
回想起来,我与郭先生有缘,源于我们都有颗爱艺术的心。我至今从事文物研究与保护已20年,始终践行的是“为艺术插上科学的翅膀”这个初衷。郭先生除了是材料研究领域的泰斗,还喜欢音乐和绘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与我的硕士导师诸培南先生是好朋友。诸先生善画国画,在我硕士毕业时曾赠我一幅墨竹,上硅所“科窑作坊”的底款章就是诸先生篆刻的。我1993年第一次到上硅所请教郭先生,也是诸先生推荐的。
郭先生和李家治先生是志趣相投的伙伴。2014年10月16日,95岁的李家治先生最后一次回所,那一天郭先生特意陪着李先生一起回来。两个老伙伴流连在古陶瓷标本柜前,抚摩着、谈论着一件件熟识的标本。他们并肩坐在办公桌前,促膝谈心,时不时大笑,那情景非常动人。郭先生还饶有兴味地到实验室看我们的新设备,询问使用情况,还亲自操作了一下。当时李先生95岁,郭先生81岁,那天的美好画面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郭先生对我们后辈的教诲和身体力行的影响,点点滴滴,就像早春的雨,润物细无声。
郭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4年10月16日,郭景坤院士与李家治先生在上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