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简称“川大”）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位于辽宁省海城县（现海城市）的军垦农场锻炼一年有余，其后于1970年3月再次分配到位于广州市的国防科委1410研究所（后改称四机部1410研究所，同行通常简称“广州七所”）从事压电铁电陶瓷材料和器件的研究工作；1975年又随同该所大部分人员和装备内迁到位于四川省永川县（现属重庆市永川区）新建的四机部1426研究所，继续从事压电铁电及相关陶瓷材料和器件的研究工作。在那前后近十年的工作中，我的基本研究方向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简称为“上硅所”）中从事功能陶瓷材料与器件研究的相关课题组的研究方向接近，因此我在四机部前后两个研究所工作的这段时间内曾几次访问过上硅所。不过，虽然我那时对殷先生的大名相当熟悉，但因未曾向殷先生当面拜访请教过，故对殷先生本人并不熟悉。 

　　我第一次认识并请教殷先生是在第五届国际铁电学会议（IMF-5）期间。IMF-5是1981年8月在美国宾州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召开的,这是1979年1月1日中国与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中国大陆第一次有科技人员去美国参加的国际铁电学会议。所以，这次会议的大会主席之一，Dr. A. M. Glass, 在会议的开幕式报告中，专门讲到欢迎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当时我在会议上听到此话时还相当激动）。参加IMF-5的大陆学者中，直接从大陆去参加会议的有包括李荫远、殷之文先生（李、殷二位先生受大会邀请为会议提供了邀请论文）在内的4位学者；此外，另有改革开放后已经去北美、西欧等国的十多位学者也从不同国家前往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参加会议。上硅所的殷庆瑞、山东大学的钟维烈和我本人，就是直接从英国去美国参加会议、会后又返回英国继续开展学习和研究的。参加该会的大陆学者的集体照参见图1。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国际铁电学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支研究学科—光铁电体（Photoferroelectrics）,相关研究论文大量涌现，而且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这些研究工作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还会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光铁电体研究的国际学术带头人、前苏联学者V. R. Fridkin教授专门写出了俄文版后又由俄文版翻译为英文版的光铁电体（Photoferroelectrics）专著。但是，苦于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当时国内对相关研究，还基本处于空白。我对于光铁电体的初步了解，也是在我1980年去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之后通过大量的阅读，特别是1981年在IMF-5会议上与Photoferroelectrics一书的作者、前苏联学者V. R. Fridkin教授详细交谈之后才逐渐认识的。所以，我当时就下决心趁在英国留学期间查阅资料便利的条件，在研究工作之余抓紧时间将该书翻译出来。经过约一年的努力，到1982年夏天，光铁电体一书的中文翻译的初稿（手抄件）已基本完成。此外，V.R.Fridkin教授还著有另一本与Photoferroelectrics构成姊妹篇的专著Ferroelectric Semiconductors （中文名：铁电半导体）。我当时也曾希望结合对该书的翻译稿和国际上最新发表的论文，对该书进行编译。 

　　Photoferroelectrics是铁电学研究的新领域，以Photoferroelectrics为书名的中译本“光铁电体”，要在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才会引起重视。我首先想到的是希望能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不过，我以前与科学出版社没有联系，也不认识相关编辑，而且时间也非常紧张。因为按留学安排，我1982年10月就应该回国。正因为如此，我一方面将翻译稿和参考资料（包括Photoferroelectrics和Ferroelectric Semiconductors两本书的相关资料）直接从英国伦敦寄给北京的科学出版社，另一方面将类似资料从伦敦寄给上硅所殷先生，希望殷先生能给科学出版社推荐；而且，若有可能，审阅译稿。由于回国日期临近，需要处理的事情特别多，再加上临时又申请到了在留学结束回国前去参加于当年10月在德国弗赖堡（Freiburg）召开的另一个国际学术会议，而且在该会议上还要宣读我的研究论文，就特别忙。所以，我寄给殷先生和科学出版社的信的事就未再进一步联系。 

　　我1982年12月结束在英国伦敦的留学生活回到了成都。第二天我到川大物理系去报道。报到后，系办公室负责同志转给我一封信。我拿到信后一看封面，大吃一惊、喜出望外！啊，是殷先生给我的亲笔信，信的邮戳日期是1982年10月9日；而且，殷先生还在信封背面特别注明，“本人如尚未回国，请留交”！！我的心咚咚直跳，好像真的要跳出来了！！！我赶紧到物理系大门外川大荷花池边（相距系的大门约20米）的石凳上坐下，急不可耐地把殷先生的信拆开阅读。 

　　殷先生在信中写到（参见图2）： 

　　肖定全同志，您好! 

　　您的来信和附来的有关资料已收到很久，6、7月间我是去意大利了，回来后又去了青岛、北京、南京开了好几个会，一直没有对您的“光铁电体”编著计划好好研究。直到最近才详细看了您寄来的东西，并去查了这两本书的原版（指Prof. Fridkin著的书名分别为Photoferroelectrics和Ferroelectric Semiconductors的两本书—本文作者注）。 Prof. Fridkin确实是这一领域的带头人，在国际上也是承认的。这两本书的质量和内容正如书评者Dr.Glass和Dr.Land所说是先进的、好的。我们把它译成中文看来是值得的。您花了大力把他们编译出第一稿，真是不容易，有机会到北京时我将再向科学出版社推荐此书。至于审稿，我不客气地说，一方面我对这一领域并不很熟悉，另一方面也实在没有时间。…… 

　　我估计了一下，当这封信到达伦敦的时候，您可能已动身回国了。所以我索性把信寄到成都来，即使您还未回来，让信等您，一笑！ 

　　祝 

　　好！ 

　　殷之文 

　　10.8  

　　当时，我读了殷先生的信，兴奋、高兴、激动……,难以言表；读了一遍、一遍、又一遍！！从信中，我非常明显地感到，先生对待科学事业负责认真，先生对待同事朋友热情友善，先生为人处事详尽入微，先生关怀后生满腔热忱，…… 

　　我自参加工作至今五十余年，所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大方向一直是铁电压电材料与器件。在此期间，我有较长时间参与了中国物理学会电介质物理专业委员会的组织与管理工作；也有较长时间参与了国家863计划新材料领域和国家973计划新材料领域的相关工作；而且，因为本人的业务关系，或是中国物理学会电介质物理专业委员会的工作关系，或是863计划或973计划的工作关系，或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工作关系，等等，我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都有非常频繁的接触和非常密切的联系。正因为如此，我与殷先生的联系也就非常频繁，我得到殷先生的指导、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也就非常多，我得到殷先生教诲的机会也就非常多，我从殷先生那里学习到的也就更多了。可以说，殷先生就是我敬重的导师，是我做人的楷模。 

　　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本文所述的殷先生给我的信，并经常拿出来阅读；每到此时，殷先生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逐步成熟，无论在对待负责过工作，在对待工作中的同事，在对待自己的学生，等等方面，我都努力学习殷先生，力图以殷先生为楷模，做人处世。 

　　在纪念殷先生诞辰100 周年之际，仅以此短文送上我对殷先生深情的怀念。 　　  

图1 1981年参加第五届国际铁电体学术会议（IMF-5）的中国大陆学者合影. 

　　前排左起：陈焕矗（山东大学）、顾本源（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张绪礼（华中科技大学）、殷庆瑞（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姚熹（西安交通大学）。后排左起：王本民（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徐其昌（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李荫远（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殷之文（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肖定全（四川大学）、陈志雄（华中科技大学）、陈至立（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陈亭（南开大学）、许煜寰（中山大学）、钟维烈（山东大学）. 

图2 殷先生给作者的信件（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