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文革后首批招收研究生，我从贵州考进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成为李家治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三室工作。1983年我年龄已到40岁，一家分居三处，特别是小孩的身体又不好，寄养在乡下我母亲处，无法亲自照顾，心里充满焦虑。当时人事处姚鹿萍老师对我很同情理解，建议我到嘉定基地参加BGO中试(在嘉定有住房，相对容易解决异地分居问题)。当时殷先生负责中试基地筹备工作，上下班由所里派小车，同时接送他和李家治先生，两人商量后，同意我的调动请求。 

　　根据殷先生安排，1983年12月份先去所内一室108研究组二个星期，向沈关顺、王文老师学习建造下降生长炉。到嘉定后，殷先生说，给你两个上海科大实习学生，辅助你先把下降炉建起来，原料和铂金坩埚制备先由上海108组提供。这两个科大实习生后来没有去基地报到，基地领导李起周、史良法同志很重视BGO中试工作，赶紧调配苏伟堂、华素坤、王效先、路志平四位同志在春节前后配合所内108组同志一起共同建成了三台中型下降炉。在1984年上半年陆续增加人马，最后建成六台大型、六台中型生長炉，组建了原料配制、熔制、晶体加工测试线。此后，所领导确定成立由殷之文为组长、何崇藩及薛志麟为副组长的BGO晶体中试项目组。项目组包括108课题组成员，计划从1984年6月份开始向位于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简称CERN)每月提供50根合格的BGO大晶体。1985年1月份开始每月提供100根大晶体。在108课题组人员努力下，1983年12月确定BGO晶体的质量、长度、成品率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且通过了院的成果鉴定。然而到中间扩大试验开发阶段，碰到了许多没有预见到的困难。经常出现生长控制器跳电、铂金坩埚漏料、晶体发黄等问题。因此至1985年底只向CERN总共提供了100多根晶体(按合同要求应提供1040根)，而且质量还不能完全符合要求，殷先生面临巨大的压力。闵先生(殷先生的夫人)对我说：“关钦呀，丁肇中教授每个月都要从日内瓦打电话来询问基地晶体生长情况，殷先生最怕深夜接到他的电话(因时差关系，日内瓦是白天而上海是深夜)，开始几次通话殷先生还可以告诉丁教授是因为断电、漏料不能如期完成交付晶体，可是后来就找不出理由，不知道如何回应丁教授的电话了。” 

　　所党委根据面临严峻的挑战，决定成立以中试基地党支部书记李起周为组长、胡关钦为副组长的BGO中试执行组，统一协调管理中试组的日常工作。 

　　虽然成立执行组了，殷先生并未因此而放松对中试工作的指导，亲自挂帅抓主要矛盾，亲自调查统计1985年生长出来的几百根晶体，分析Bi₂O₃/GeO₂化学比例和透过率的关系，最终找到成品率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进口原料问题。经半年多交涉，CERN终于同意改用我们自己合成的原料。然而，改用国内的Bi₂O₃原料后还是会有时产生大规模的黄晶体。外界议论纷纷认为是嘉定中试人员的水平低、责任心不强。在天大的压力下，殷先生不卑不亢，亲自带领我们到生产原料的上海试剂三厂实地调查是否在生产工艺上出现问题。开始厂方态度傲慢，咬定工艺没有改变，原料质量不会有问题，拒绝跟我们讨论。在我们出示掺合在他们原料中的红玻璃块和鸡毛等杂质证据后，厂方态度才软化下来，愿意坐下来同我们认真仔细分析工艺全过程。原来1984年以前因实验室研究阶段需用原料少，每个月只用几公斤氧化铋，化学反应用石英玻璃杯。而进入中试阶段，需求量大幅增加到每月几百公斤，于是改用在搪瓷缸里化学反应。搪瓷缸表面有釉，多次操作后釉层脱落，露出铁层表面，因此大量铅离子、铁离子进入原料，由于不均匀，取样分析不能有效查出，导致这种有害杂质进入晶体，从而致命地降低晶体性能！在要求厂方迅速改变工艺设备后，1986年4月份中试取得重要突破！当月月产400多根好晶体，成品率从35%急增到80%以上！ 

　　接着针对晶体辐射损伤的情况，殷先生又指导开展了BGO晶体辐射损伤机制研究，提出导致晶体辐射损伤的原因是晶体中的氧缺陷，最后根据这个观点设计制造出高抗辐射能力的掺铕BGO晶体。 

　　更可喜的是，1998年8月，美国LeVerson博士为铁电晶体合作研究事宜来拜访殷先生，交谈中殷先生了解到美国某公司需要大量BGO晶体来制造正电子发射层析扫描仪。他立即托人与美国有关公司采购部门沟通，当年美国该公司采用硅酸盐所的BGO晶体做成PET，殷先生成功地把硅酸盐所BGO单晶大规模推向核医疗市场。并且争取到该公司95%以上的订单。从1999年至2007年就为国家创汇1亿5000万美元。 

　　殷先生为BGO晶体研发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可是他总是把功劳归功于严东生先生的领导，归功于所全体职工辛苦努力。殷先生淡泊名利，1986年项目组获首届“亿利达”奖，殷先生没有拿一分钱。 

　　殷先生性格开朗，平易近人。对属下职工体贴关怀。听到我们晶体长得好时，会听到他发自内心的爽朗的笑声。当实验结果不好时，他从来不责怪我们，而是安慰我们：“研究总会有正反二方面的结果，不要有思想负担。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尽力去做就行。” 

　　1984年5月，我在所里碰到人事处姚鹿萍老师，她惊讶地对我说：“胡关钦啊，我从来没有看到殷先生如此激动过，脸涨得通红，髙声向党委书记陈人鹏要求争取解决你的家属户口入沪问题呢！”我听了后非常激动，殷先生搬走了我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了！1984年10月4日，我们全家终于在嘉定团聚，小孩顺利进入中小学念书，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但是事后殷先生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此事。 

　　1986年8月，嘉定桃园新村建好，组织上关心分给我一套二室一厅新居。殷先生亲自买了两大纸袋时鲜水果送到我的新居以表祝贺。我激动地请他在我家吃饭。殷先生爽朗地说：“好！”，“喜欢吃什么呢”，“就吃面条吧！”。殷先生比我大26岁，是慈祥的父辈，看到他髙兴地吃着鸡蛋面，我心里充满感激，多么亲切的老人呀！ 

　　除BGO晶体外，1984年以来我跟随殷先生先后还从事BaF₂、CeF₃、PWO晶体的研发。期间来所访问的科学家比较多，殷先生多次叫我一起陪客人在酒店用餐，有一次看到餐桌上留下水果较多，他走到我身边耳语：“请把水果打包回去，给在单位坚守岗位的同事也赏点。” 细微之处见精神，殷先生时时处处地想着别人啊！ 

　　1996年，所里研究员职称评审会后的一天，殷先生来基地课题组听取了PWO晶体的研究进展情况后，悄悄地对我说：“陪我到加工组去看看吧”。在路上他专门谈及这次研究员评审：“老亓（注：亓曾笃）和老沈（注：沈定中）明年快要退休了，老亓还是留苏回来的副博士呢，这次评审名额有限，让亓和沈先上，你下次上。”我听了连忙对先生说：“他们六十年代就进所工作了，该先上，你放心”。他还提醒我要多写些文章。原来先生单独约我出来去加工组是担心我没有评上心里难受，来做我思想工作的。1998年我顺利晋升研究员。先生对下属这样周到贴心，爱护尊重，每每想到这事，感到在殷先生手下工作真是有福呀！回想起来，我在工作中得到的一些成绩，无一不是在先生的指引鼓励关怀下取得的，非常感谢先生的提携。 

　　2006年7月18日，殷先生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我们甚为悲痛。他虽离去，可先生的髙尚品格永存我心中。 

1985年，严先生、殷先生陪同丁肇中教授(右四)来BG0中试组考察工作

1984年，严先生、殷先生(前排左三)接待瑞士联邦理工学院Hofer教授(前排左六)

来访商谈CeF₃晶体合作事宜

1997年，殷先生在上海主持召开第四届无机闪烁晶体国际会议

随殷先生参加国际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