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 王浩　　  

　　在国外开会的旅途中，惊收师弟王连洲的短信，“严先生于今早仙逝”。没过多久，接着是步文博的短信，“严先生仙逝，异常悲伤”。惶恐中立刻打开硅所网站，满篇的黑白背底的文字、照片和讣告，让我不得不接受这是真的。悲痛至极，潸然泪下。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在眼前，谆谆教诲犹在耳边。 

　　1991年我在金属所硕士即将毕业，因硕士导师闻老师（闻立时院士）与严先生有所接触，经他推荐，我冒昧地提笔给先生写信，希望读他的博士，亲受教导。不曾想到的是，没出几日便收到先生从科学院转来的亲笔回信。先生当时是科学院的高级顾问，日理万机，而我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生，先生完全可以让秘书或硅所招生办给我回信，但他却亲力而为。先生在信中仔细写明关于考博的相关事宜，并交待不明之处可查询人的联系方式，这是先生给我上的第一课：对人，特别是晚辈和后来者爱护有加，极尽全力栽培扶持；对事，事无巨细，主次前后，条理分明。先生的作为让我至今在对人对事上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个学生递交的读博申请，我都认真帮他们组织材料；每个新来的学生或访问学者，我必自己去机场接。 

　　先生给我的科研启发，更是宝贵财富，让我受用一生。在选题方面，先生当时给我安排的课题是氮化硅结构陶瓷的复相增韧。陶瓷增韧是当时国际上结构陶瓷研究的关键点，也是我国当时无水冷陶瓷发动机首次试车后进一步走向工业的关键技术。先生告诉我说科研选题既要有理论上的前瞻性，突出科学意义，又需考虑社会的需求，政府的战略，有实际的应用前景，能为工业实际带来影响。先生尽管工作繁忙，但都密切关注着国际上的学术动态和发展趋势，结合国际上的热点研究方向和国家科技的优先发展领域做出高瞻远瞩布局。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国内对纳米材料的概念还未完全形成之时，与南京大学冯端先生倡导了纳米材料攀登计划，这便是后来国家973计划的前身，再之后先生开创了国内介孔材料的研究。这些都是先生对全球科学发展和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全局敏锐把握的充分体现。先生在八十年代就在硅所率先于国内和科学院的所有研究机构，建立了嘉定中试基地，把科研推向应用。 

　　在课题团队组建方面，先生为我配了做基础理论和相变研究的孙维莹老师，和重工艺研究和工业推广的庄汉锐老师做我的副导。先生在组织科研时特别注意团体的组合。把不同方面的人团结在一起，把最佳的资源整合在一起，用多学科多专长产生协同效应。在课题研究方面，先生是真正的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当时跟随先生时，他还是北京、上海两地奔波。每次回上海前，他都会让他的科技秘书小方提前两周通知我。第一天处理完所里紧急事务后，第二天先生肯定会安排我汇报工作，讨论进展。讨论学术时，先生从不以权威自居，对晚辈学生从来都是循循善导，共同探索。先生特别强调科学问题与技术问题的区别，对科学问题，力求透彻全面，必须是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并能最后系统化，有普遍性，着力把科学与认识向前推进。对技术问题，仔细全面，考虑各个制备过程，工艺参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先生特别注重对年轻人的培养，创造一切机会让我们师兄弟姐妹参与国际交流，到外面去学习。在我读博士期间，先生作为大会主席，在上海组织举办了世界结构陶瓷大会。先生鼓励我们学生与国外学者交流。1994年，先生用他与密西根大学田增英教授的个人合作经费资助我和师姐刘茜赴美国参加陶瓷年会（先生在那次大会上被授予美国陶瓷学会终身杰出成就奖），顺道还与田教授的团队进行交流访问。这在九十年代初，对于我们还未毕业的博士生来说是极其不易的宝贵机会。后来先生又推荐我到澳大利亚程一兵组工作。在我在国外工作的期间，他老人家还多次亲笔写信，关心我的工作生活，鼓励我不断进取。此外，在科学院改革开放之初，先生以他崇高的学术声望促成了科学院最初的一大批对外国际合作项目。 

　　先生在2008年九十寿辰时，他回顾一生，参与了几乎所有新中国的重大科教战略决策。先生那时硬朗的身体，开阔的胸怀，“人生一百九十为半”的乐观心情还近在眼前。我们师兄弟姐妹都约好要再聚首为先生做百岁寿庆。今年6月底在大连化学年会上还与步文博谈论明年2月的寿庆筹备之事，我们还是没能等到那一天。先生走了，我顿觉心中莫大悲伤。以前总觉有位长者智者在身后支持着我，以后我得自己走前面的路。先生给我的每一封信，我都珍藏着。每次拿出来再读，总能深深地感受到先生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如今这些书信是先生对我永远的教诲。字里行间有先生宽容的爱抚，有先生的厚德博学，有先生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教导。 

　　先生走好，弟子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