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一兵
澳大利亚Monash大学教授、澳大利亚工程院院士 

　　惊闻严东生先生仙逝，这些天我的心情一直非常沉痛，脑海里不断浮现严先生的音容笑貌。严先生是我的良师挚友，二十多年来，他为我指路，对我的工作和生活，给予了极大的帮助。我深深地感谢和怀念他。 　　  

　　我第一次见到严先生，是1991年在瑞典的一次国际陶瓷会议上。我那时还在英国Newcastle大学做博士后，研究高性能Sialon结构陶瓷。严先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我早就久仰他的大名，终于在这个会议上有幸见到他。严先生在会议期间和我有多次交流，讨论Sialon材料的研究，还像父亲一样，关怀我和家人在英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他知识渊博、平易近人、温文儒雅的大家风范，使我感到非常亲切，很快就打消了我与他初次见面的拘谨，像和老朋友一样深谈起来。会议结束的那一天，严先生又碰到我，询问我博士后做完后有什么打算。我向他汇报，希望在国外再工作一段时间。严先生对我说，你要是现在回国的话，会有机会担任重要的工作；如果留在国外发展也很好，希望能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开展合作。91年底，我到澳洲工作后，继续保持了和严先生的联系。93年夏天，我出国八年后，应严先生的邀请，第一次回到中国，到上海硅所访问。严先生不仅听完了我近两个小时的研究工作报告，而且指示孙维莹、王佩玲两位研究员和我开展合作，并对我们的合作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和内容。此后，严先生还亲笔给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领导写信，介绍我的工作。在严先生的关怀和帮助下，我很快得到了基金委长达六年的“两个基地”基金资助，随后又获得了三年的中科院海外杰出学者基金，和上海硅所的老师们开展了长达十多年的实质性科研合作，和王佩玲教授联合培养了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共同发表了71篇陶瓷领域的研究论文（55篇为国际期刊论文），其中严先生署名的有57篇。王佩玲教授和严东生先生是我至今为止，产出最高的合作者，我从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为人和治学的高尚情操，一辈子受益。除了支持我的科研合作，严先生还多次推荐我参加硅所和其他单位的学术活动，给我提供了许多了解国内发展、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和合作的良好机会。 　　  

　　严先生不仅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忘年好友。1995年他来澳洲访问，参观了我在Monash大学的实验室，还到我家吃了饭。那天我夫人买了很多生蠔，严先生说他很喜欢吃生蠔，但每次只能吃两只，因为生蠔的胆固醇很高。吃饭期间，我们谈起每年在墨尔本举行的澳洲网球公开赛，严先生告诉我，他喜欢打网球，也很喜欢看好的网球比赛。当时，国内看国外的比赛实况还不是很方便。从那时起，我就将每年的澳网决赛录下来，然后将录像带邮寄给他。每次收到录像带后，他都来信感谢我，连续好几年，直到后来国内也可以方便地观看国外体育比赛实况了。严先生对我个人的生活也十分关心。2000年时，我夫人傅红英因病去世，严先生来信关心我，希望我能振作精神，好好生活，不负逝者。2003年我又成家了，严先生和孙先生邀请我和我夫人李念慈去他们家，两位老人还专门和我们去餐馆一起吃饭，使我们非常感动。近些年，我来上海的时间比较少了，但只要有机会，我都要去严先生家里看望他和孙先生。一次去他家里，他送给我一本介绍他一生求学和从事科研经历的书。我翻开书，看到里面有很多严先生和孙先生年轻时的照片，不禁脱口而出：二老年轻时真是郎才女貌啊！严先生听了后，深情地看着孙先生，对我说：家庭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支撑啊。我最后一次见到严先生是13年9月22日，我去他家里看他，那天孙先生因病住院了。谈到孙先生时，他脸上表现出的挂念之情，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认识严先生是我一生的大幸，从认识他之日起，他就是我做人、做事的楷模。 　　  

　　严先生，您一路走好。您永在我心！ 　　  

　　2016年9月22日 

2013年9月22日在严先生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