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李家治先生和王承遇教授（大连工业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由于读博期间还在学校承担了部分教学工作，同时又在国外进行了一年科研合作，所以在上海硅所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之后还有几次见到李先生的机会，时间都很短，但所有那些情景都一直永久的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对李先生最初的印象是和先生在学校走廊里的一次谈话。1987年4月，我完成了硕士论文，准备答辩。当时李先生受邀来学校参加答辩会。在答辩之前，王老师告诉我说李先生要找我谈论文的事，并关照我请李先生去系办公室谈（因学校分部的教学楼是市内的老房子，实验室的条件非常简陋，系办的环境稍好）。可能是学校的班车还没到，系办的门锁着，李先生就指着摆放在走廊里的一张木制长椅说，就在这里谈好了。记得当时谈的是关于对某个实验现象的表述以及一些测试数据的处理方法，我分别做了详细说明后，李先生说这样就不用在答辩会上再讨论了。其间，系主任赶过来表示歉意并请李先生去主任办公室坐着谈，但李先生毫不介意地说，没关系，这里挺好，我们快谈完了。这次谈话的整个过程不长，但李先生的严谨、谦和、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硕士毕业后我留校工作，在1989年考取了李先生和王老师合招的博士生。学习期间，王老师经过多方努力，促成学校与前苏联科学院硅酸盐化学研究所签署了科研合作协议，互派科研人员并提供工作条件和生活费用。作为协议内容的一部分，我于1991年2月去那里工作了一年。这对我原本是一个能解决实验条件有限和研究经费不足的有利机会，但当时正值前苏联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商品供应奇缺，使我在那里的实验工作和生活受到很大影响，那时我又一次体会到了李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和理解。 

　　当时所里的测试仪器大多产自东欧国家，在功能和性能上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品有相当的差距，不能完全满足实验要求。而且仪器分属于各个实验室，分管仪器操作的人员都有自己的研究工作，并不是专职负责测试。所以，安排实验时要受到时间上的限制。特别是食品供应困难的影响更为严重。凭票按月供应的食品也要排很长的队才能买到，而且不保证供应。记得我刚到那里时，市面上有一段时间没有食盐出售，还遇到过面包店断货且持续了二至三天。虽然后来的经济形势在短期内有所缓和，但各类商品供应不足的情况直到我回国前也没有好转。所里科研人员面临的这种严重问题我也深有体会，实验安排往往因多种原因不能如约进行。夏天所里人员陆续开始休假，接着又发生了前苏联解体，时间很快进入到秋季，实验进展仍然缓慢。我当时非常着急，又很无奈，情绪也很低落。在给李先生的信里简要汇报了实验情况，然后就是心情忐忑地等待。不久收到了李先生的回信，内容都是安慰和鼓励我的话，没有一点责备和催促的意思。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不要心急，慢慢来。我当时的心情实在是无法用语言形容，那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   

　　回国以后，我按照李先生的安排到上海硅所继续做实验，耳闻目睹并亲身体会了李先生对学生一如既往的严格要求。正是这种严格要求激励我坚持努力，最终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 

　　以后，除了几次在参加会议时见到过李先生，我还去所里和医院看望过他。为了不影响他工作和休息，每次时间都很短。记得有一次说起我家离学校比较远，开车也要40分钟。李先生马上对我说，你可要慢点开啊！我赶忙回答，我不会开快的。同时在心里感慨，李先生在这些小事上也是这样关心别人。 

　　记得当年在博士答辩结束后，我和王老师等人一起去李先生家。我特意选了一束鲜花送给李先生，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师母告诉我：李先生喜欢花。 

　　我希望天堂里遍地都是盛开的鲜花，李先生的在天之灵会有无数鲜花陪伴！ 

学生：陈敏

2017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