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　陆明华

　　李家治先生是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内取得丰硕成果的大家，是一位泰斗级的人物，也是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陶瓷科技研究的一面旗帜。前天早上，看到李伟东研究员的微信，得知李先生刚刚去世了。虽然先生已98岁高龄，但我仍然觉得十分震惊，我们失去了一位十分重要的前辈老专家。这两天，回想自己和李先生在较长时间中的许多次交往，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我最早知道李先生是看了他的学术论文。1970年代初，我进入上海博物馆，初学中国文物，在收集古陶瓷研究领域名家重要文章时，看到了周仁、李家治先生1960年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的初步科学总结》一文，从此得知了李先生的大名。 

　　1982年11月的一天，我和我的几位同事随汪庆正先生去南昌路科学会堂，参加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轻工业部联合举办的中国古代陶瓷科技国际讨论会。除了汪先生外，我们都是列席参加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的学术研讨会。会议场面庞大隆重，国内外古陶瓷大家齐聚一堂，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记得当时出席会议并登上主席台的著名中国专家学者有：夏鼐、严东生、冯先铭，外国的有英国的约翰·艾惕斯和日本的山上次男等大家。李先生是大会组织者之一，只见他在会场内外来回奔走指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李先生，时当壮年的李先生，雄姿英发，风度翩翩。这次会议，我对李先生的总体印象是严肃干练而富有激情，是一个有才华的科学家。这次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在国内外陶瓷学界影响较大。可想而知，会议的成功召开，李先生功不可没。 

　　我和李先生的实际接触，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了，主要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古陶瓷科学技术学会（后改为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活动的时候，尤其是第3届理事会以后。当时，李先生是理事长，我是理事，在一起时，我经常向他请教，也进行一些交流。记得有一次，我和李先生在参观途中进行了交谈，谈了很多古陶瓷科学技术领域的情况，他甚至还主动谈到了合肥李家前辈的事。从此，我和李先生的距离更近了，我们的交流也更多了，每年的理事会和会员外出参观学习，我们常常在一起。在我心目中，李先生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家，又是平易近人、可亲可敬的老人。对待有关古代陶瓷中的学术研究，他是严肃认真的，他多次强调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对待古陶瓷科学研究，对文物的真伪一定不能含糊。但在日常活动时，他和大家打成一片，从来没有架子。 

　　几十年来，李先生在古陶瓷科技研究中取得了十分重要的成就，最初，他和周仁老所长一起，做了大量工作，并对中国古陶瓷的不少课题进行科学测试研究。以后，带领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系统、科学的研究。由他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是以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几十年来的科研成果之一。这本书，是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的权威性著作，也是一本我们将在相当长时间内用以参考的重要著作。 

　　李先生在研究官窑、哥窑等宋代名窑瓷器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他在88岁高龄之年，出版了《简论官哥二窑》，拜读后感觉获益匪浅。不过我在这方面曾与他有过不同的认识，2002年在杭州举行的南宋官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提出了传世哥窑产品应就是在老虎洞窑烧造的观点，当时，我在会上发言中持有保留态度，认为他只测试了一片瓷片标本，属于孤证。看得出李先生当时是比较失望的，他是希望我支持他的。不过这件事没有影响我和他的友谊，李先生当时表现出了大家风范，不受学术观点的影响。后来，我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认识到李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想找机会跟他沟通，但最终还是没有做这事，只在论文中表达了对他的支持。 

　　2008年2月，国家文物局批准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设立古陶瓷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罗宏杰所长任基地主任。基地致力于整合研究资源，制定文化遗产检测规范，解决硅酸盐质文化遗产研究和保护领域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在基地成立大会上，我见到了李先生，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我和他紧紧的握住双手，请他多多保重身体。在以后数年中，硅酸盐所的理事会同仁，每年都去看望他，每次反馈的信息都是老人身体很好。去年，听说他住院了。没想到，今年春节刚过不久，李先生就离开我们了。李先生在他的一生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留给我们的是珍贵的研究成果，留给我们的是他把一生献给科学事业、献给古陶瓷科技事业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是最为十分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