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全庆（浙江大学）

　　前些日子，我接到一则微信，是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关于纪念李家治先生诞辰100周年的征稿启事。 

　　这几天，我寻找了一些资料，找到了几张与李家治先生一起参加学术会议的照片和李先生来浙江大学参加活动的合影。睹物思人，往事历历在目。李先生生前与浙江大学确实有值得追忆的故事，作为科研路上的同道、同行，与李家治先生交往的几件往事一直让人难忘。 

一 

　　记得初次与李家治先生相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周恩来总理提出恢复“龙泉青瓷”的号召。由浙江省轻工业厅组织，成立了恢复“龙泉窑”青瓷生产研究小组。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周仁先生带着李家治、郭演仪等与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李国桢先生等组成技术小组。浙江省参加的单位有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美术学院和浙江大学等。按照分工，上硅所负责对传统古瓷片胎釉分析及工艺技术研究工作。李家治陪同周仁所长去龙泉实地考察窑址并收集了许多古瓷样品。他和郭演仪等老师一起做了大量的科技检测工作，获得了第一批有关龙泉青瓷的胎釉化学元素组成数据。 

　　那时，我由浙江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不久，主要从事陶瓷工艺、技术研究。我受学校委派代表浙江大学参加了这个技术小组。但“龙泉青瓷生产恢复”我没有接受具体技术工作。那时，我对中国古陶瓷各窑场窑系的历史知识还知之甚少，但我从周仁先生、李家治先生、李国桢先生及龙泉老窑工身上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经验。从此也在我的心里深深埋下了热爱中国古陶瓷研究的学术种子。 

二 

　　1977年恢复高考后，学校的秩序开始正常。1978年，浙江大学成立国内第一个材料学系，硅酸盐专业合并入材料系并改名为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1979年，我受学校委派以交流学者,前往英国牛津冶金材料科学系进修,系主任王啟东还要我重点研修了电子显微学及其技术。1982年回国后负责筹建浙江大学高分辨电镜中心实验室。教学和研究方向转向材料的微晶玻璃纤维与红外光纤玻璃等新材料。而这个研究领域也曾是李家治先生从事的研究方向。这样，我们又有了学术研究上的交流机会。记得1987年4月，第二届全国无机材料非金属材料类玻璃教材编审会议在浙江大学召开。我们作为东道主承办了这次会议。并特地邀请了干福熹院士和李家治先生作为专家参会。见图1。1988年由干福熹先生主编的《现代玻璃科学技术（上、下）》出版了，我和李家治先生都参与了部分编审工作，为此，又有了相聚交流的机会。1995年10月，第17届国际玻璃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和李家治先生都作为国内的特邀代表参加了大会，见图2。李家治先生大了我整整十年，可谓是我的学长。玻璃，是李先生的老本行，他不但理论水平高，而且还具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平时，和李家治先生见面，他总是显得非常谦逊，话语并不多。但聊起玻璃，他总是有聊不完的观点和经验。他从不保守，每有学术上的疑问，与他讨论，他总是非常有耐心地给予解答。对于不同的学术观点，他亦能包容。与李先生这样的同行、同道在一起交流，得益良多。 

三 

　　李家治先生晚年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陶瓷的科学技术研究。80多岁还多次主持“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他对中国古陶瓷研究倾注了毕业的精力，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博士、硕士。他的学术之路也影响了我，我离休前的十年，主要研究也转到了对古陶瓷的科学研究上，我们还承担了浙江省计经委和浙江科委下达的多个关于龙泉青瓷的科研项目。 

　　1986年浙大科研处长胡建雄下达“提高龙泉青瓷质量”任务,要求我的科研组负责承担帮助当地企业解决“稳定釉色,达到成套生产釉色一致性的要求”。我于1986年开始转向古陶瓷研究。招了—位研究生苟斌做龙泉青瓷科学研究。这任务在我们努力下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而李家治先生与他的团队在硅所做的学术研究论文为我们的研究提供很多思路与方法。1990年，杭州考古部门发掘南宋郊坛官窑遗址,省轻工厅要求我们学校帮助企业做点研究开发工作。我招了第二位研究古陶瓷的研究生周少华。当时，我还特地聘请了李国桢先生做我们学校的客座教授，以帮我一起带研究生。研究课题选的题目是宋代南宋官窑青瓷和汝窑、龙泉窑青瓷的科学技术研究。考古调查和标本选择都得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全力支持和帮助。研究中，我们运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高分辨电子显微镜和穆斯堡尔谱分析技术，对宋代著名的官窑、汝窑及龙泉窑青瓷的显微结构，胎、釉的化学组成，釉色着色元素铁的呈色机理及烧制工艺进行了探析。众所周知，用高新技术手段对古陶瓷进行科学研究，当时，国内做得最好的是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故我特地聘请李家治先生作为答辩委员会主任。李家治先生非常认真地对论文的技术思路、实验过程、结论分析作了审阅和查验，还找了这位研究生讨论相关的一些技术问题。答辩前，李家治先生与我交换意见，他认为，这篇论文的理念和手段都非常先进，研究思路非常好，是一篇很有深度、很有价值的研究论文。答辩时，专家们对论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李家治先生最后归纳专家意见，认为，这个课题选得很有意义，与考古部门合作并运用先进的电镜和穆斯堡尔设备进行材料学和工艺学的研究，目前国内尚未有系统科学研究的报道，论文的水平达到了国内外关于宋代青瓷科技研究的高水平。 

　　我再招第三位研究古陶瓷研究生周宇松,对南宋官窑青瓷的烧制工艺技术进行了科学研究。期间我们与浙江省博物馆合作承担了《南宋官窑薄胎厚釉工艺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并请李家治先生参加省科委组织的鉴定会。专家鉴定意见一致确认课题组研制的南宋官窑薄胎厚釉青瓷制品达到宋代最高水平。李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谨且务实的学者，能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并不多见。当时国内外主要报刊都予以了报导。 

　　1995年，我申请离休前，参加了95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期间，与李家治先生谈起我离休后我们学校在古陶瓷研究方面存在着断层的话题，他对浙江大学开展的古陶瓷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建议我早作准备，他希望浙江大学在古陶瓷研究方向上能后继有人，不断探索,一代代传承下去。为此，我向我们校长建议，把已分配到浙江省博物馆工作多年的周少华同志调回学校，继续从事古陶瓷的教学与研究。可喜的是周少华同志不负众望，在我离休后独自一人挑起了古陶瓷教学和研究的重担，并在多个方面做出了成绩。 

　　斯人已逝！追忆往事，点点滴滴，不能忘记的是李家治先生对我们的帮助、支持和鼓励！故特撰此文，以示纪念！ 

　　附照片3张。 

图1 ,1987年4月，第二届全国无机材料非金属材料类玻璃教材编审会议在浙江大学召开期间全体编委合影。（前排左4为李家治先生，前排左9为本文作者） 

图2 1995年10月，第17届国际玻璃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部分中国代表合影。（左2为李家治先生，左3 为干福熹院士，左6为本文作者）

图3 1995年10月，95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期间李家治先生与作者在上海明珠塔合影。（左1是本文作者，左2是李家治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