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是北京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1964年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决定将地质研究所的水晶和金刚石二个课题组合并到中国科学院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我于1966年2月9日搬迁到上海，工作的组织关系从1966年1月1日起划归到中国科学院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虽然我在1965年就到所里计划处、基建处参加政治学习，平时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大隆机器厂驻厂或去嘉定联系三八车间改建事。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下厂接受再教育时，我们整个课题组与李家治、谭浩然、王本民三位先生一起被指定去了浦东上海砂轮厂的碳化硅车间和金刚石车间劳动，那时才认识了李先生。劳动了三个月后，李家治先生第一个被调回去了，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砂轮厂的，因为上海市科委指定我们参加金刚石会战。从结识李家治先生，到与他在工作上合作及作为他在古陶瓷研究和古陶瓷国际会议上的助手，我们相处了四十五年，使我受益匪浅。他是我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的开拓者，是周仁老所长的大弟子。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李先生在老所长领导下开展古陶瓷研究的一些情况。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我国现代钢铁冶金学和陶瓷学的开拓者之一—周仁，就对中国古陶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2年，他亲自前往杭州乌龟山下南宋官窑的遗址进行了勘察，还多次前往我国瓷都景德镇进行实地调查。在前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任职时，他在南京创办了陶瓷试验场，聘请各地名手，从事中国传统陶瓷工艺技术的研究，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告停顿。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1950年5月19日，政务院第33次政务会议批准中国科学院首批包括工学实验馆在内的15个研究机构成立，并任命周仁先生任工学实验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是由原中央研究院工学研究所改建而成，主要工作围绕冶金、玻璃、陶瓷进行。 

　　1953年1月12日，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冶金陶瓷研究所，周仁先生任所长。冶陶所设有窑业组（硅酸盐研究室），主要从事玻璃、陶瓷和传统硅酸盐材料研究。 

　　1953年底，周仁所长遵照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对“国家用瓷和礼品瓷要提高质量”的要求，在冶陶所内成立了中国古陶瓷研究小组（简称为国瓷小组），并亲自指导这个小组的研究工作。任命李家治先生担任小组的组长。这一研究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古陶瓷科学研究的开始，为后来这一专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66年5月16日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科研工作带来极大的冲击。正常的科研秩序被打乱，除尖端军工项目不能停顿外，其他科研项目几乎都无法正常进行，古陶瓷研究项目当然也不能幸免。古陶瓷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屡遭批判，课题组被解散，不少科技人员受到运动的冲击。所幸的是，热爱古陶瓷研究又有责任心的科技工作者在无奈中并不放弃工作，偷偷查阅有关资料，独自思考研究古陶瓷的相关科学技术问题。形式上古陶瓷研究小组解散了，科研工作被迫停止了，但是，在科学家的脑子里对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思考始终没有停歇。十年浩劫给古陶瓷研究造成了严重破坏，但科技工作者在艰难环境中仍然保持着的敬业精神和对科学的不懈追求，却是难能可贵的宝贵财富。 

　　在1977年，硅酸盐所派李家治、张福康、郭演仪等有关科技人员参加中国硅酸盐学会组织的《中国陶瓷史》编写工作，也参与了中国科学院、轻工业部、国家建筑材料工业总局及各省市所属的陶瓷研究所和大专院校联合对古陶瓷标本进行的科学分析活动；参加了中国硅酸盐学会1977年在北京召开的香山会议，讨论了今后的古陶瓷研究工作。以此为契机，硅酸盐所为编写《中国陶瓷史》的工作开展了一些古陶瓷的研究工作，由此也开始了我的古陶瓷研究工作。我开始协助李家治、张福康、郭演仪、陈显求等进行古陶瓷的显微结构研究工作，我还完成了一篇古陶瓷胎、釉受热行为的学术论文。 

　　在1978年6月，中国硅酸盐学会又在浙江金华举行了双龙洞会议。硅酸盐所在双龙洞会议上提交了10篇学术论文（我未参加此次会议，但古陶瓷胎、釉受热行为的学术论文由陈显求带去提交会议，这篇文章并由陈显求先生送交硅酸盐学报）。从此揭开了中国古陶瓷研究整顿恢复后得以蓬勃发展的序幕，由此也开始了我与李家治、张福康、郭演仪等先生在古陶瓷研究工作方面的合作。 

　　1980年10月，上海硅酸盐所接中国科学院通知（中国科学院(80) 科外字第3678号文）：根据中美科技协定，美国政府希望通过中美两国互派科学家到对方进行短期工作。1980 ~1981年，美国派遣康宁公司的Robert Tichane 博士前来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八室岩相实验室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古陶瓷合作研究工作（在中国科学院(80) 科外字第3678号文到所之前三个月，已口头通知叫我们做好迎接Robert Tichane 博士的各项准备工作，由陈显求先生负责接待，陈士萍参与。为此，在八月初由陈显求先生带领组内另外二位同事前往福建省建阳县建窑遗址采集建盏残片，后又到杭州市凤凰山南宋宫殿遗址采集残片。陈士萍带领组内另外一位同事前往江西南昌博物馆和吉安县吉州窑遗址等处收集、采集残片，准备供Robert Tichane 博士进行合作研究时用）。硅酸盐所岩相室认真接待，周密安排，圆满地完成了合作研究任务。当时，硅酸盐研究所虽然还未恢复国瓷研究小组名称，但在所领导有关“古陶瓷科研工作细水长流”方针的支持下，李家治、张福康、郭演仪、陈显求等几位古陶瓷研究的学科带头人带领一部分热爱古陶瓷研究的科技人员，在做好各自课题研究的同时，兼顾古陶瓷研究。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采用了新的研究手段，取得了不少新的研究成果。在美国康宁公司的Robert Tichane 博士前来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后，陈显求先生鉴于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古陶瓷的浓厚兴趣，向李家治先生建议在上海召开“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随后，李家治先生向院所领导严东生先生等建议召开“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得到了院、所二级领导的支持。以中美科技协定为契机，从而开始了长达36年来连续举办十二届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的历史。 

　　现在我介绍从1981年开始在李家治先生领导下参与古陶瓷国际会议和1988年成立古陶瓷研究会的工作情况。 

　　经严东生先生（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党组书记、中国硅酸盐学会理事长）与建材总局、轻工业部、中国硅酸盐学会开会协商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建材总局、轻工业部三家作为古陶瓷国际会议的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承办1982年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建材总局、中国硅酸盐学会承办1985年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轻工业部一轻局承办1988年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会后组织境外代表进行专业考察以弘扬中华文化。 

　　1982年的古陶瓷国际会议在上海举行时，李家治先生是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兼会议的学术组组长，我是学术组成员，具体负责会议学术活动的各项工作，包括同声翻译、幻灯、会场布置、摄影等事务，配合我工作的有：郭演仪、陈尧成、姜玲章、邵康清等同志。我和郭演仪、陈尧成既是会议代表又是工作人员，我上台作报告时陈显求先生在台下同声译成中文，他上台作报告时我在台下同声译成中文。那时候放幻灯片就由其他同事顶替。上午或下午会议结束后我们几个人要把会场整理好才能离开，然后找饭店解决午餐。1982年古陶瓷国际会议就餐时，李家治先生与负责外事同志陪同国外代表到住宿的锦江饭店就餐，国内代表由会务组送往住宿的延安饭店就餐，而本市代表和我们学术组工作人员自己解决。等我们学术组工作人员到科学会堂内的洁尔精饭店就餐时已经无东西供应了。因为这是第一次组织国际会议，而且国外代表住在锦江饭店，外地代表住在延安饭店，会议是在科学会堂。所以工作的安排上经验不足。1985年会议在北京召开时，国外代表吃、住在贝律铭设计的新的香山饭店，国内代表（包括北京市代表）吃、住在老的香山饭店，会议在新的香山饭店举行，新、老二个饭店有一段距离，但比上海会议方便了一些。   

国际顾问委员会：左起：李家治、夏鼐、W. D.Kingery (U.S.A.) 、严东生、J. Addis (U.K.) 、三上次男 (日) 、李国桢、冯先铭（摄于南昌路科学会堂草坪） 

  

　　上面团体照1982年11月5日摄于南昌路科学会堂草坪，下右是科学会堂大会议厅（1982年），右1是轻工部一局局长，右2是李家治，右3是陈显求，右4是李汝宽。下左照片中是陈显求与山崎一雄（日本科学院院士）、山上次男（会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2年古陶瓷国际会议后李家治先生按照三个部委领导的商定，会后亲自陪同国外代表前往外地进行古陶瓷窑址考察。 

　　1985年古陶瓷国际会议后，李家治先生等参与了北京组织的境外代表的考察活动。李家治先生和严东生先生是顾问委员会成员，不和所里成员在一起，所以只有在烤鸭店拍到一张照片，那时我们还没有照相机。 　　  

　　

摄于1985年香山饭店展览海报前

1985年香山饭店分会场

1985年11月参观国家博物馆后，建材总局非金属材料研究所请全体代表吃烤鸭（右起：李家治、刘菱芬、李汝寬（旅美华侨，在1982年会议上向全体代表赠送景德镇青花笔筒一只）） 

香山饭店。中间一排：左起1半个脸是郭演仪，2上海博物馆的周秀琴，3张志刚，4陈尧成，5仝武扬

1985年11月会议结束时在莫斯科餐厅举行宴会，左起：2张志刚，3陈士萍，4刘菱芬，5仝武扬，6陈尧成，7叶龙耕（宜兴江苏省陶瓷研究所），8禚振西（陕西省考古所） 　  

　　1982年古陶瓷国际会议后，境外代表纷纷写信给李家治先生等，表示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已经回归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按照三个部委领导的商定，1988年应该由轻工部负责举办古陶瓷国际会议，但是直到1987年还未收到开会的通知，他们纷纷向李家治先生询问。为此李家治先生向刘菱芬副所长汇报，经刘副所长向轻工部有关领导打听后得悉，他们1988年国际会议组织不起来。刘菱芬副所长得知后即找李家治先生、陈显求先生商量怎么办，后又找郭演仪、仝武扬询问，最后决定由我所科技人员自己组织一个社会团体来筹备国际会议，并且得到了严东生先生、殷之文先生、郭景坤所长等领导的支持。经过刘菱芬先生各方奔走，最后经分院同意挂靠在所里，由李家治、刘菱芬、陈显求、郭演仪、仝武扬五位发起，成立了由李家治、刘菱芬、陈显求、郭演仪、仝武扬、陈士萍等组成的筹备组。经过几个月的筹备，终于在1988年8月9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古代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李家治先生代表筹备组汇报了研究会和有关1989年古陶瓷国际会议筹备情况，通过了研究会的章程。会上选举了理事会成员（李家治―理事长…主持日常工作，刘菱芬―常务副理事长、陈显求―副理事长，仝武扬―秘书长…处理日常工作，郭演仪、张福康、谭浩然三位为副秘书长，陈士萍―秘书…处理日常事务），并选举严东生和郭景坤为顾问。开成立大会那天有些领导和会员正在开会，还有二位出国，晚上聚餐时除了出国的都参加了，李家治先生汇报了白天开会情况和选举的结果，并通过了会徽（筹备组委托郭演仪先生设计）。 

　　1989年古陶瓷国际会议后境外代表考察活动的内容，早在1987年底时，李家治先生就与浙江省考古所所长朱伯谦先生联系，准备到慈溪上林湖遗址、南宋官窑遗址、杭州市考古所、临安文管会等地进行考察。1987年12月时，李家治先生与陈显求先生带着我和黄瑞福一起在朱伯谦先生带领下前往三地考察与收集残片样品。 　  

1987年李家治摄于古陶瓷遗址，右起：黄瑞福、朱伯谦、陈士萍、陈显求

                       1987年12月摄于上林湖遗址山上（第一排右起2慈溪文管会马成达主任、右3陈显求、右4李家治、右5朱伯谦；第一排右起1黄瑞福、右2陈士萍）

慈溪上林湖文保所（左起：陈士萍、朱伯谦、陈显求、黄瑞福，李家治摄）

杭州考古所（第一排：右起姚桂芳（杭州考古所所长）、朱伯谦（浙江省考古所所长）、陈显求；第二排：右起黄瑞福、陈士萍、杭州考古所胡晓力；李家治摄）

左起：1陈显求、2陈士萍、3李家治、4朱伯谦、5上林湖文保所同志、6黄瑞福、7马成达（慈溪文管会主任）、8上林湖文保所同志（摄于上林湖文保所楼前）

1988年8月9日，在硅酸盐所测试楼三楼会议室开研究会成立大会

第一排（从右到左，刘菱芬、陈显求、李家治、郭演仪、孙荆）

第二排（从右到左，陈士萍、黄瑞福、仝武扬、张志刚、陈尧成）

　　在准备成立研究会时，李家治先生和陈显求先生提出前面二届国际会议是以研究中国古陶瓷为主，今后我们举办的国际会议要把研究的内容扩大到研究全世界的古陶瓷，获得筹备组同事的一致同意。所以从1989年起，我们在发会议通知上就作了变更，此举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热烈欢迎，严东生顾问在ISAC89的欢迎词上向代表们作了说明。在1989年会议的境外代表的考察内容上，李家治先生和陈显求先生亲自带队，在朱伯谦所长、姚桂芳所长、马成达主任的陪同下踏勘了所有考察内容，落实了外宾住宿的宾馆，并拜访了各地的外事部门解决了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还要联系一路上的厕所问题，李家治先生都要一一看过，决定路途的时间安排。国际会议开会的日程和考察的日程，由我起草经他仔细审核后，连同他写的开幕词、论文集前言和给郭景坤所长起草的论文集的序，一起申报给所领导。当时召开国际会议要向院里申请，再报国家科委批准，得到批文后才能联系本市的宾馆和正式赴外地落实考察事宜。李家治先生根据二次国际会议的情况，要求仝武扬和我必须找一个吃、住、开会三个内容都能解决，而且价格国内、外都能承受的宾馆。我和仝武扬跑了五、六家宾馆都不能满足要求。刘菱芬常务副理事长得悉后叫我俩去虹桥宾馆找他们的党委书记联系，我们去后各方面条件均可以，就是价格不行。当时恰逢六四事件，李家治、刘菱芬、仝武扬和我四个人共赴宾馆再次洽商，最后以不赚钱的最低价支持我们国际会议的召开。 

　　198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决定时间晚，但是批准时间快、论文提交最快的一届。而且吃、住、开会都在同一地方。李家治先生要求开会时必须让代表们能拿到英文版的论文集，而且国内外的英文稿均要审核。原来李家治先生安排谭浩然先生负责此项工作，但是他正好在国外无法回来承担此项任务，随即李家治先生立即找殷之文先生商量请他帮忙。殷先生当时工作很忙，思考后殷先生立即答应了。对我送去的英文稿，殷先生一般第二或第三天就改好叫我去拿了。然后立刻打印他审改的稿子。因为当时还没有电脑，我们是送到科学会堂请给硅酸盐学会打印的部门用四通机帮助打印。由于时间紧张，无法请正规印刷厂排印，所以印刷的质量比较差。会议后中文版我编辑完后即请出版社正式出版，而且增加了彩版，论文集质量好得多了。 

　　1989年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李先生决定会议时还是使用同声翻译，翻译人员由李先生和陈先生的博士生和所二位年轻同志担任，代表们反映不错。从境外代表登记表中得悉一位泰国博物馆女馆长和英国的年轻代表伍德（他已经是第三次来华参加会议了），正好在会议的第二天是他们的生日，李先生告诉会务组在午餐时送上二只生日蛋糕，整个大饭厅陷入一片欢呼声中，大家共同唱起了生日快乐歌，这二位境外代表十分感动。 

　　这次会议是境外代表参会人员最多的一次会议，在赴上林湖遗址考察时警车开导护驾。在考察时李家治先生和陈显求先生一路陪同。每到一个考察点，到时间了，我即通知大家赶快离开但是大家依依不舍不愿离去。考察的内容是境外代表想不到的，如在考察郊坛下南宋官窑遗址时，其中一位日本的学者荒井幸雄以前自己一个人来过，但是没有找到，这次能够随团考察十分激动。中午在玉皇山午餐能够吃到杭州考古所安排的特色竹筒饭，所有境外代表和陪同人员都十分感谢杭州考古所姚所长的精彩安排。在浙江省博物馆看到了一般参观都无法看到的馆藏古陶瓷和残片，时间到了大家都不肯离开。在考察上林湖遗址时坐在船上看到湖滩旁有许许多多的瓷片在岸边和在水下，在船靠岸后代表们争先恐后地向各自的目标奔去。后来在上林湖文保所里仔细观看陈列的各个朝代的瓷片，包括陕西法门寺的秘色瓷的残片。在晚上，到上虞宾馆夜餐时，气氛十分活跃，畅谈了这几天的收获，境外代表和陪同人员表演节目，特别令代表惊奇是陈显求先生的男中音歌声，大家发出阵阵的赞叹声。这次是我第一次陪同考察，具体负责考察内容的安排和代表们的安全。会议结束后，由于三年的劳累，在十二月份接待朱伯谦所长和马成达主任参观时，我突发急性房颤，路都不能行走了，三个月后半休上班，又开始了中文版正式出版工作。 

上面团体照是在虹桥宾馆门前拍摄。下面三张照片左边是会议的主席台成员，中间是部分境外代表考察时在遗址前的留影，右边是代表正在听报告。会议结束后即由李家治、陈显求带领境外代表进行考察。

左上照片是ISAC89见面会时李家治理事长代表古陶瓷研究会在讲话，右边是郭景坤所长，左边是翻译李培俊同志。 右上角照片是严东生副院长、陈尧成、郭演仪等在观看代表带来的瓷器和国外代表的讨论。 

下左是李家治先生等与部分境外女代表的合影；下右是他二位当同声翻译的博士生罗宏杰、罗澜给李家治先生敬酒。

这是1992年在天马饭店拍的团体照，第二天由李家治先生等陪同境外代表前往南京、镇江、扬州、无锡、宜兴等地对遗址、博物馆、出土的古陶瓷进行考察 　　  

　　  1992年国际会议是在吴中路上的天马饭店举办的。原来我们还是希望能在虹桥宾馆（四星级宾馆）举办，但是当时因为恢复了原价，会议无法承受如此价位。1989年因为特殊的原因拿到了国内代表80元一位价格。我们到分院了解科学院会议中心尚未建好，其他的三星级宾馆因为会议室容纳不下或客房安排不下等各种原因，最后经介绍到了天马饭店。当时吴中路尚未开发，周围还是农田，在交通不方便的情况下召开了此次会议。89年和92年的会议上李家治先生还是要求会议配备同声翻译，并且起用了在读博士生和课题组中年轻同志担任，效果还不错。召开92年的国际会议前他对我讲，要求在会议召开时要将89年正式出版的中文版论文集和92年的中、英文版论文集共三本一起发到参会的中、外代表手上。92年的中、英文版论文集因为时间局促，未能由出版社正式出版，通过冶金所情报室主任介绍的常熟一家小印刷厂代为印刷。论文的一校稿送至北京西路一家中学，取回后由李家治先生、陈显求先生、郭演仪先生和我四个人分别校对，然后汇总到我这儿再看一下。第二校时厂家要求我们到常熟厂里校对，因为当时还没有电脑，都是用铅字排版，这样我们四个人由所里派车送到常熟的印刷厂里进行较对。当时我五十多一点，李先生大我二十，4个人平均要六十五岁以上了。1992年的赴外地考察内容和路线是李家治先生与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蒋赞初教授商量决定的，因为李先生没有空，叫我和仝武扬前往各地落实解决考察内容、以及外事、交通、食、宿等方面的有关问题。到南京大学蒋先生家里时，蒋先生讲他已经与南京及外地各单位都已经讲好了，让我们再去具体落实一下，代表到南京时可以安排住宿在南京大学留学生楼，因为现在正在改造为专家楼，所以可以接待境外考察代表。我们即去该楼观看和询问，学校讲届时可以接待没有问题。接着前往南京博物院和镇江、扬州、无锡、宜兴等各地落实。谁知道在会议最后宴会时我突发急性房颤，第二天未能陪同前往。1992年国际会议后我全休半休了将近三个月。病好些到所里时听去的同事讲到南京时北方冷空气突然降临，天一下子冷下来，而南京大学还未做好放暖气的准备，有个女代表带头不入住，接着也有些代表要求变更住处。在这突发事件中，李家治先生立即决定叫负责外事的同志联系有暖气的宾馆供境外代表住宿，最后联系到五星级 金陵饭店，李先生决定由负责外事的同事带领全体境外代表入住金陵饭店，其余陪同人员还是住在南京大学。后来入住金陵饭店的好多境外代表纷纷拿出外币交给李先生，因为他们知道价格差额很大。  

左上角是会议的主席台：左1钟瑞民、左2郭景坤、左3严东生、左4李家治、左5罗昆安； 

左下角是ISAC95团体照；右上角是罗昆安在致开幕词；右中是会议学术活动的执行主席；右下角也是会议学术活动的执行主席 

　　   1995年古陶瓷国际会议是第一次在已建成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学术活动中心举办，并且还得到了中心的资助。此后在上海举办的古陶瓷国际会议均在这里举办，不用到处联系举办地点了。开会前李先生亲自到中心了解各项设施的情况。 1995年古陶瓷国际会议的考察地点，在1993年时李先生建议到西安、铜川等地进行考察，因为他已经退居二线任顾问，由郭景坤院士接替理事长，由孙荆和我主持日常工作。当时罗昆安已经到所任党委书记，我向他介绍了古陶瓷国际会议的情况，并且将这二届会议的论文集给他。他后来与施尔畏副所长商量后召开了所领导、科技处负责人与理事会成员的联席会议，我汇报了ISAC95筹备情况，施尔畏传达了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有关 古陶瓷研究的有关指示，路院长讲古陶瓷研究工作是科学院的优势项目，一定要保持下去并要给予一定的支持。关于陕西的会后考察，在九三年时李先生与陕西省考古所禚振西教授商讨了考察的项目与路线，随后我与孙荆即赴咸阳找罗宏杰，他时任西北轻工业学院系副主任，是李先生的博士生，是我们古陶瓷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是ISAC89的参会代表兼任同声翻译。他们系的好几位同事都是李先生和陈先生的博士生，在1995年古陶瓷国际会议的考察工作上全靠他们协助。在九五年初要到西安各地最后落实准备工作时，因为孙荆要求退休，已经辞去了研究会副理事长，我要带考察时有关人员前去签订各项合约等事宜，郭演仪和谭浩然二位老先生不同意我离开，他们说你一走学术组工作他们不知道下面怎么办了。我只好请孙荆代我带领陆玲影（时任科技处副处长兼研究会秘书长，但研究会事基本不管）等前去，以便会后考察时她能够了解考察的行程和安排。因为前二届我都病倒了，所以李先生也同意我不去了。当时实在人员太紧张，总算应付过去了。在各方面的帮助下圆满的完成了1995年古陶瓷国际会议，而且完成了一册英文版论文集和一册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中文版论文集。 

　　在1997年，所里召开第一次闪烁晶体国际会议，有近200名外宾，由殷之文先生负责。1998年所里召开严东生八十大寿学术报告会，邀请了外宾参加。为此，所里要求古陶瓷国际讨论会推迟一年到1999年召开。 

　　在1997年的理事会上，李家治顾问建议1999年的境外代表考察还是到浙江省，他说浙江省近年来又有不少考古的新发现，浙东还有不少地方没有去过。大家一致同意李先生的意见，决定由李先生与朱伯谦和姚桂芳二位老师联系确定日期。不久由郭景坤理事长、李家治顾问、谭浩然先生、毛云琪秘书长和我等一起前往浙江进行落实。如1989年在杭州考察的南宋郊坛下官窑，这次要考察最近发掘的老虎洞官窑。在郭理事长和李顾问的带领下，我们踏勘了需考察的各项内容，并且与杭州市园林管理局达成共识，在杭州期间由他们主持召开一个古陶瓷考古方面的学术讨论会，上海去的全体考察人员参加，圆满完成了安排境外代表考察路线等各项工作内容。 

　　1999年古陶瓷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会议上，我提出由于我们主要成员都已年龄较高，出二本论文集实在力不从心，改成中英文合并成一本，国内学者提交中文全文，加上英文题目、图表中、英对照、英文的详细摘要；国外学者提交英文全文，和英文的详细摘要；这样我们学术组工作量可以减轻不少。李家治先生等老成员一致支持，李先生以前每届都要请夫人一起帮忙翻译校对，深有体会。实际上1982年中文版和英文版论文集也是详细摘要，比在学报上发表的短多了。 

　　严东生先生和殷之文先生均向李家治先生表示，古陶瓷国际会议境外代表去外地考察时方便的话他们准备一起前往。严东生先生参加好多次会议，在开幕式上讲话后即离开，一直未能如愿。1999年这届考察时间殷之文先生正好有空，便邀请殷之文先生同行，二位老先生同乘一辆小轿车赴浙江考察。殷之文先生知道古陶瓷国际会议经费自负盈亏，经费比较紧张，在1998年即告知毛云琪从闪烁晶体国际会议积余调三万元资助古陶瓷国际会议。1982年殷之文先生作为副所长全力支持召开古陶瓷国际会议，到1988年成立古陶瓷研究会时他是第一批会员，到1989年要审国内外英文稿论文集时又是他帮助及时审校完成。87年闪烁晶体国际会议他指名叫我爱人参加会议工作，因为有那么多外宾有什么病痛没有医务人员就麻烦了。因此从99年古陶瓷国际会议开会时均配备医务人员。我爱人1998年已退休了，也没顾忌了，事实证明殷之文先生的考虑是正确的。1999年考察从河姆渡遗址出来时，坐在大巴上范黛华教授走到最后一排找我，要求我在回去的路上经过一座废窑炉时停一下，她们要看一下。我当时答应了，因为她知道我是这次带队的。停下来后有十位左右外宾下车去观看了，我和钟瑞民等赶快赶上去结果已经有二、三个人爬到废窑炉上，一个已经爬到顶上，我和小钟拼命用英文叫他们当心，考察回来我就退休了，万一出事我就完了，答应她时没想到他们会爬上去。我坐在最后一排，所以她们比我早到。总算没有出事，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在临安考察遗址时来围观的农民非常之多，还好这次临安的考察有民警陪伴，确保无事。殷先生和李先生都年届八十，我叫财务朱悟白一路上一定要照顾好殷先生。考察结束总算平安返回上海。1989年时老李总负责，十年后我总负责。事情比十年前多得多了。在杭州的古陶瓷考古方面学术讨论会前一天晚上，杭州市园林管理局告知我们他们没有翻译，我们所的人考古方面翻译都不太行。我后来想起来英国的柯玫瑰在中国留过学的，请她帮助翻译，我们去找她，她马上答应帮忙。幸亏有她的帮忙，使这次讨论会圆满完成。 

左上角照片是ISAC99开幕式主席台照片，左1李家治顾问、左2分院领导、左3郭景坤理事长、左4罗澜副所长; 右上角照片是江东亮前副所长、李家治顾问、李炳珍研究会原财务；下图是ISAC99的团体照

左上角是境外代表在考察时的团体照；中是在考察部分人员照片；右上角是在杭州园林管理局组织的学术交流；中左照片是范黛华在作学术报告；中右是陈显求、孙建兴等在交流；下左是左1李家治、左2殷之文等在龙窑遗址；下中是钟瑞民与境外代表在上林湖考察船上；下右是殷之文与境外代表观看遗址出土瓷片 

　　ISAC02是我在李家治先生领导和支持下主持的最后一届古陶瓷国际会议。这一届和下一届古陶瓷国际会议的考察内容和地点还是按李家治先生建议并亲自一起前往考察和选择的。这次他建议前往他老家安徽进行考察。他请中国科技大学王昌燧教授和安徽省考古所副所长协助安排境外代表考察项目和行程。这次赴安徽是由罗昆安书记带队前去的。商讨后决定先从安徽北部（长江以北）开始踏勘，经观察后大家开会讨论感觉供境外代表考察内容不够，不适合考察。决定往南走，先到达了繁昌县，在当地领导的支持下看了有关遗址、矿址和出土的瓷片。大家商量后觉得还值得一看，还得请有关部门修整一下。接着我们前往绩溪，有关考察内容落实后，经过径县到达歙县。观察了歙县的内容感觉还可以，虽然古陶瓷内容不及浙江和陕西，但是还可以到歙县一看。这次考察李先生已经过八十岁了，值得庆幸的是他的身体还是那么健康。 

 

左上角是ISAC02的团体照；右上角是俄罗斯伊林娜在作学术报告；左下是ISAC02开幕式主席台，右1是范黛华、右2李家治、右4郭景坤；右下角是在安徽繁昌遗址前的合影 

　　ISAC05是李家治先生参加的最后一届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在2003年商量赴外地考察时，李先生提出这次去浙江西部龙泉等处考察，并且再次邀请朱伯谦教授相助。还是由罗昆安书记带队前往调研，因为ISAC02结束后，我在年底将研究会的工作移交给新任秘书长张申同志了。在他们要出发时正好张申同志出国去了，李先生要求我一同前往，虽然我不主持工作了，但还是副秘书长，因为此前秘书长都是所行政部门副处长或副主任兼职，不主持研究会日常工作，现在张申是几个协会的专职干部。我有幸参加了研究会成立后，陪同李先生或按照李先生的安排前往各地落实考察的任务，并在ISAC99由我负责带队考察时总算不负李先生的期望。因为李先生退居二线后，他总是帮助我们一线的同志去圆满地完成任务。 

　　ISAC05会后是先到龙泉进行考察，我们去踏勘时到龙泉的高速公路尚未修通，朱先生说到2005年考察时已完成了。在丽水吃午餐时李先生与朱先生商量决定先到庆元（这是浙江最西部），看了以后再往回走。庆元接待同志非常热情，第二天看了窑址等后，我们讨论下来不能满足考察的要求。于是前往龙泉，在龙泉踏勘了古窑址、古窑炉等，并参观龙泉瓷厂。在参观时罗、李、陈三人当即商量决定会议的礼品向龙泉瓷厂订购龙泉青瓷三足炉。接着到了丽水，也作为考察点之一。最后到了金华，选择金华铁店窑遗址作为考察的内容。后来境外代表在考察时专门采访了范黛华还拍了照片。 

 

上面的照片是会议代表的合影；下左境外代表在锦溪一个古陶瓷博物馆前合影；下右是在浙江的古陶瓷遗址前的合影 

　　在古陶瓷研究工作中李先生和我也合作过一段时间，发表过文章，后来有了邓泽群和研究生后就少了。在成立测试中心前他曾经和我讲过，把我和周学林合并到他那边，后来成立测试中心了，此事不提了。在八十年代，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来找陈显求先生和我，约我们撰写一本古陶瓷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陈先生答应下来。后来一想老所长周仁的三大弟子李家治先生、 张福康先生、郭演仪先生都没有找，此事不太妥，即找刘菱芬副所长和李家治先生商量后决定，由刘菱芬副所长出面组稿，并且商定各位撰稿的范围和要求。这样妥善解决了撰稿人和排名问题（李家治、陈显求、张福康、郭演仪、陈士萍等著），各人写完后交给我统一编排，题目和图表的英文译文由郭演仪负责。该书在1985年北京国际会议前正式出版了，严东生先生撰写了序，刘菱芬先生撰写了前言。该书是古陶瓷科技方面的第一本专著。后来该书获得了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后来李家治先生从研究会和古陶瓷国际会议一线岗位上退下来后，又撰写了古陶瓷科学技术的二本著作。李家治为了古陶瓷科学技术的研究贡献了他的一生，不论多么困难，他还是坚持不懈地带领大家努力克服困难奋勇向前。当时李家治先生经费十分困难，所以还叫我一起写函给严东生先生向院里申请经费。后来严先生通过有关部门给他五万元经费。在921汪主任来所时，李先生叫我一起接待，并且到我们实验室参观。汪主任对青花瓷十分爱好，他一次拿来一只北方窑出的有些破损的瓷器，希望我们能找上博的修复专家胡老先生帮助修复。李先生说所里讲一定要帮助他修复。因为他已经退休了，我后来托人找到了他，胡先生一看是个小缺口，不久就修复好了。他派秘书刘参谋和我一起去取。我俩在路上讲起来他原来是在科学院原子能所，我讲我原来也在北京，是科学院地质所，六十年代初因为搞爆炸生长金刚石曾经向他们所有关同事请教过。我对他说我们现在古陶瓷的研究工作十分困难，年龄大了申请不到经费，他听后即讲放心，会帮助你们搞些经费，后来果然帮助李先生搞到了经费。汪主任后来又拿来一只比较大的青花残器，修复后原想他来参加ISAC02时给他，他因工作关系身患重病未能前来，后来所里派人给他送去。此前，有位澳大利亚华侨说他有一对元青花花瓶，原来是在东北的一个庙里的，他外祖父传给他的。在澳大利亚做过热释光的测试，一只测出来，一只没有测出来。过了很久后拿来测试，获得了一些经费。李先生们经过测试后，认为按照它的成分应该属于清代中晚期，上海博物馆按照热释光测试认为应该属于民国初。反正上海的测试不符合他的期望。但是李先生坚持原则，如实报道测试的结果。 

　　在1999年国际会议后，我组织了陈显求先生夫妇、谭浩然先生夫妇、郭演仪先生夫妇宴请李家治先生夫妇，他关照我叫上张志刚夫妇，加上我夫妇一起共同祝贺他的八十大寿。他得悉我正好六十，郭演仪六十九，李先生说我们三个人一起过生日，并且他提议等我们三个人七、八、九十时再一起共同庆祝。谁知道郭演仪第一个先走了，我们的相约就成了泡影。总算给陈显求先生、张福康先生、谭浩然先生都祝贺过八十大寿了。我们所的第二代古陶瓷传人均己离开了，希望他们的传人继续弘扬古陶瓷，将这朵中华奇葩发扬光大，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陈士萍完稿于20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