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关钦（2019-6-17）

　　我1966年浙江大学毕业，因为文革推迟到1967年分配去贵州工作。在工厂里我干过钳工，当过炊事员，仓库保管员，做过产品质量控制，基建统计计划，工地民工管理等工作。 

　　文革结束的第二年，1977年10月21日，中央电台播送了有关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制度的新闻。我非常兴奋激动。文革前，1966年5月28日，浙大丁子上先生曾动员我报考上海光机所干福熹先生的研究生。四天后文革爆发，研究生招收工作也不了了之。现在机会又来了！我马上给中科院研究生院写信索取招生的信息，当时从收到的回信里查到硅酸盐所只有晶体和陶瓷专业招生，于是我就投报了李德宇老师的《晶体化学》专业。为了复习好功课，将不到一岁的小女儿送往四川请岳母照顾。白天上班在工地给民工丈量好土方，就钻进树林看书。晚上政治学习做会议纪录时，在纪录本下放本专业书偷偷看，努力备考。 

　　1978年4月份在贵州参加初试的那一天清晨，我冒雨爬山路，坐船过河，走10多里路赶到黔东南苗族自治州州府凯里县城，裤脚湿透进入考场。 

　　由于学业荒废了十几年，考试心情分外紧张。第一次发生心律不齐。回家后，妻子杀了自养母鸡炖汤给我喝，对我说：“不要紧张，考不上也没有关係。” 　　  

　　6月份终于等来了复试通知。7月份在硅所复试，考试前严先生还特地来看望我们作了亲切讲话，欢迎我们加入硅所研究队伍。笔试考场放置了大冰块降温，为考生创造良好环境。 　  

　　最后一天是面试。记得我是第2个进入晶体复试室，室内已经坐好几位评审老师。期间老师们问了一些晶体化学方面的问题，难度不太大。 

　　面试一结束我就去人事教育处还草席（复试报名时教育处借给我们睡的），准备马上回上海耀华玻璃厂培训队。 

　　当一进教育处的门，徐汉彦老师就对我说：“胡关钦呀，祝贺你录取为研究生啦！”  我很惊讶说：“晶体室面试还有几个人没有结束呢，怎么会这样快有结果了？”  徐老师问：“面试时有个老先生考问过你没有？”  的确是有一位瘦弱的老先生问了我有关玻璃转化温度的问题，问过以后就离开试场了。“这就是李家治先生。报考他的考生成绩都不好，所以他要到晶体室挑一个研究生。刚才李先生来告诉我们，他要录取你啦！”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恩师李家治先生的经过。我终于考上科学院的研究生！从此李先生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入学后我们到上海科大学习基础课一年。由于学业荒废多年，1961年学的高等数学到1979年已经忘记不少，学起量子力学之类理科课目很吃力。心率出现不齐，经常去学校医务室看病吃药。另外在大学我学的是俄语，到34岁时才从音标开始学英语。心里有很大压力，甚至打退堂鼓想退学回厂。李先生知悉情况后温和安慰我，叫我放松，说：“做论文要了解国外资料，英文是很重要的，比较迫切，其它知识以后自己还可以慢慢自学。只要你英文学好能看文献，其它课你尽自己力量学就行。” 

　　听了李先生的话，感到十分温暖。 　  

　　第二年经严先生倡导在上海科大办“全国第一届显微结构训练班”。李先生认为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亚显微结构，形貌，折射率等信息，对直接掌握微晶结构的变化更有特殊的意义。于是安排我去训练班学了三个月，学会矿物超薄片的制作，未知矿物的鉴别。最后考核得了满分。　　  

　　1980年回到玻璃三室，在李先生和单瑛老师的指导下进行“ZnO-Al2O3-SiO2”系统玻璃的分相和析晶关系研究。在工作中得到组内周雪琴和邓泽群老师的大力帮助。 　  

　　在我学习期间，李先生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难以忘怀。李先生严肃严谨，却没有架子，是可亲可敬的老人。有一次在食堂吃中饭，我刚好坐在李先生的旁边，闲谈中我说起查不到纳米、丝、毫米等长度之间互相关系的资料。他不仅没有责怪我肤浅，想不到下午他从三楼办公室走到我的实验室，满脸慈祥地将一张纸放在我的桌上。纸上手抄满16个长度单位的幂，前缀，缩写，英文，中文。这张纸我保留了四十年已发黄（见图一）。周日休息时，他还会带着孙子来实验室看看我工作。 　  

　　1981年底毕业前夕，贵州建材局人事处处长来硅所要我回贵州担任玻璃厂厂长。所人事处也认为如果我留在硅所，以后解决异地分居问题困难很大。李先生文革前第一个研究生刘万生没有能留所，现在我又要离开了，李先生心里很不高兴，希望我表态要留所。问题推到党委书记徐尚贤处，最后还是严先生说了句话：“我们是培养研究人员的，不是培养厂长的。”  李先生为我争取到留研究所发展的机会，进一步确定了我后半生的方向！ 

　　确定我留所工作后，李先生对我说：“所组织处拟提议你担任三室的党支部书记。我建议你还是先踏实多做些实际的技术研究工作为好。”  后来只是担任支部组织委员。绝大部分时间还是做实验工作。在三室期间先后跟马英仁老师和姚鹿萍老师做玻璃与陶瓷封接及氧氮玻璃熔制析晶的实验。 

　　1983年底因家庭异地分居三处，小孩身体又不好，我不能在身边亲自照顾，心中充满焦虑。考虑再三虽然舍不得离开李先生，还是请求离开市区调到郊区嘉定基地，为给西欧日内瓦核研究中心（CERN）丁肇中教授提供量能器探测材料，参加BGO大晶体的中间试验。 

　　我在嘉定期间，李先生仍然很关心我的工作。1984年上半年他来嘉定还专门进入晶体生长炉房间找到我，了解中试的进度，询问我有什么设想。交谈后，他很高兴，鼓励我：“看来还是有许多事可做，好好干。”  我没有辜负李先生的期望，学习李先生的对国家高度担当精神，在殷先生的领导下，担任BGO晶体中试执行组副组长，与同事们一道努力克服各种困难，1990年4月提前完成CERN的12000根大晶体的供货合同。课题组获得国家，院，市的多项奖励，多次评为全国，院，市的先进团体。 　  

　　李先生是非常坚强的人。活到老，学到老。退休后上班他有所里专车接送，可大清早他坚持走路，边走路边背英语单词。上高层办公室，走几层后，才坐电梯，借以活动脚筋骨，保持活力。2010年我去看他。见图三。他说，他60岁时还不感得有什么不适，70岁时已感到有点累了，到80岁时就感得很累了。然而李先生还坚持在86岁高龄时完成了《简论官哥二窑》的古陶瓷著作。 

　　2015年和邓泽群去医院看他，见图四。他的吞咽功能已很差，只能鼻饲营养液，他还坚强地用放大镜阅读“参考消息”。还幽默地对我们说，我已经生话在不同的世界里了。 　　  

　　敬爱的李先生虽已离去，但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图一：40年前李先生为我手抄的资料。  

图二：1981年，文革后硅所第一批研究毕业生与导师们的留影（前二排右一胡关钦，右二为李先生，右三李德宇老师，前二排左二单瑛老师）。  

图三：2010年，在李先生家中。

图四：2015.9.24和邓泽群老师在医院看望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