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13日是我父亲的百岁诞辰。 

　　2017年2月18日凌晨3时28分，98岁高寿的父亲终究还是没有实现和我们子女商定好活到百岁的小目标，平静安详的永远离开了我们。 

　　回想起在虹梅路父亲家中，在中山医院病床边，我和慈爱父亲相依相伴的数十年日日夜夜，他的音容笑貌仍旧历历在目。想到再也见不着慈爱可亲的老父亲，潸然泪下，心中之悲痛，难以言表。 

　　记得就在父亲逝世前的一个星期前的某天晚上，我在病床边和父亲用写字板交流，父亲示意我时间很晚可以回去了，我就在写字板上写道：“我明天再来看你，你要多保重”，已经多日讲话不清楚的父亲，竟然大声清晰地对我说“你要多保重”。谁知这句话居然成为父亲对我的最后遗言。 

　　父亲逝世后，我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官网上举办悼念父亲的网站里读到中央领导、所领导、多位工程院院士、他的同事、学生、朋友感人至深的留言和纪念文章，不由引起我对父亲许多往事的回忆。 

　　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我们小时候父母亲经常带我们兄妹三人到延安西路1000号中苏友好大厦（现名上海展览馆）去游玩。那时不要说在南京路附近，几乎整个上海市区的人们都能在晚上准确地捕捉到一颗熠熠的红星——中苏友好大厦尖塔顶端的红色五角星。这颗五角星直径4米，由钢框架制成，外覆红色玻璃，内装125只灯泡，总功率六千瓦。红玻璃要求在严寒酷暑的剧烈变化中不变形、不爆裂，这在当时非常有技术难度。父亲指着这颗五角星告诉我们，他接到所里下达的任务，指导当时制造五角星玻璃厂的工人经过几十次试验，成功制成能耐热120℃、耐冷-12℃的红玻璃。父亲还告诉我们，他亲自多次到大厦乘电梯进入已经安装好的五角星内部，实地体验，确保红玻璃五角星质量。虽然那时我们都还懵懵懂懂，但是父亲的这些话我却是牢牢记住了，还经常在班级里自豪地提起，引起同学们一阵阵赞叹，直夸我有个好爸爸。我以为，在20世纪50年代初，父亲在科学院完成打破美国技术封锁，为杨树浦发电厂研制出高压锅炉用水柱计玻璃和指导参加中苏友好大厦顶端玻璃五角星制作是我父亲为上海和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开始！ 

　　由于父亲的研究工作带有军工保密性质，因此他平时从不跟我们谈他的工作，他对我们的教育往往是通过忘我的工作精神和工作实绩来潜移默化影响我们。他的那张胡桃木书桌陪伴了他有整整60年。他的众多篇论文、他主编的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的权威性著作、以父亲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几十年来的科研成果之一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还有汇集了他古陶瓷研究最后一滴心血的他人生最后一本著作《简论官哥二窑》，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完成的。 

　　上世纪60年代，我在上海中学读书，1966年初中毕业，正逢学校动员学生报名去新疆参加支边建设。父亲得知后，对我说，如果你被批准去新疆，我也和你一起去，新疆科研薄弱，我到新疆去搞科研。后来因文革开始，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此事才没有下文。看上去这是件没有兑现的事情，然而已经体现出父亲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 

　　我的父母都是中共党员。60年代中期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我父母亲和家庭的冲击是很严重的。原来在弄堂里广受尊敬的父母，一夜之间成为里通外国的反动学术权威和臭老九。家庭被抄家，整洁的墙壁上被贴满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的标语。父亲被关进牛棚，每月工资从一百多元扣发到二十元。在中学辛勤耕耘的母亲也被勒令天天扫弄堂。尽管受到如此不公待遇，当父亲被落实政策，恢复工作的时候，他毫无怨言的把几千元补发工资全部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父亲爱党，爱国之初心从未动摇，由此可见一斑。 

　　在很多纪念的文章中都提到我父亲的工作拼劲和敬业精神，我更是亲眼目睹，感同身受。还是我在读小学时的某个夏天，我看到父亲躺在床上，背朝天，背上有着几十个大小不一的红肿块，母亲正在为父亲涂抹药膏。原来是父亲到耀华玻璃厂搞新产品实验，不小心被玻璃水烫伤了。大热天，不仅晚上休息不好，第二天还坚持去参加试验。从此时开始，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了。 

　　1976年冬季，也是父亲恢复工作不久，他接到一项军工任务，为部队红旗导弹试制导弹雷达天线罩。此时身患重病的母亲深明大义，支持父亲到西北地区的山沟沟里进行试验，并说等父亲回来。谁知这一别，竟然是父亲和母亲的生离死别。我一直想不通，我们已经打电报通知到单位，为什么父亲还是不能及时赶回来和病重的母亲见上最后一面。读了一些纪念文章，我才知道原来是大雪封山，根本出不来。待到大西北深山老林冰雪融化后，父亲赶回家。那天父亲是哭着喊着母亲的名字从底楼一步步爬到三楼的。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成为父亲终身的遗憾。每当提起这件事，父亲总是泪流满面，说对不起母亲。1977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和父亲在家里听到电台里广播父亲去小三线搞科研的先进事迹，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母亲，我和父亲顿时嚎啕大哭一场。 

　　在2015年的某天，我去中山医院探望父亲。我看到父亲特别兴奋。他激动的告诉我，同住医院的航天局几位老专家来看望他，称他是国家导弹发展的大功臣，他们聊起了当时在山沟沟里一起搞试验的情景。说着说着，年迈的父亲不禁又失声痛哭起来。我知道父亲又想起了我的母亲。面对父亲的伤感，我也泪流满面，难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对母亲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他把对母亲的怀念一直深深埋藏在心里。他以《MgO-Al2O3-SiO2-TiO2系微晶玻璃的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我国古代陶瓷和瓷器工艺发展过程的研究》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导弹雷达天线罩用微晶玻璃材料和工艺研究》 获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十几项国家级优异科技成果告慰母亲在天之灵。父亲高尚的家国情怀中也有母亲的一份功劳，父亲那份对母亲爱之入骨的怀念是一定会得到母亲在天之灵感应的。 

　　在日常生活中，父亲也是一位热爱生活，且很有品味和充满生活情趣的人。在周末他会到附近的公园散步，舞剑打拳，使自己的身心一直保持在良好的健康状态。闲暇时间吟吟唐诗，养养花草。他的学生送的一盆慧兰，在他栽培下居然存活多年，还年年开花。尤其是一盆文竹，父亲把它养得枝繁叶茂，整整爬满了他家朝南的窗台。如今，这盆文竹我还继续养着，这是父亲亲自栽培过的植物，睹物思人。 

　　父亲对佳肴的喜好是中西结合，他经常是红房子西餐馆和全聚德的座上宾，被我们子女称为“上海老克勒”。同时父亲还做得一手好菜，不仅为我们子女称赞，同时也赢得他的同事、学生的美誉。他是安徽合肥人，逢年过节他必亲手做安徽老家的干炸圆子、面面粑粑给我们小辈品尝，这时也是我们三兄妹家庭和父亲欢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的最开心时刻。父亲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烹调八宝酱鸭的真谛，无师自通学会的汽锅鸡和牛肉罗宋汤，这些美味的家常菜不仅是我们家庭聚会上的常客，也是父亲同事、学生来家聚会餐桌上的保留品种。可惜，我没有把父亲做干炸圆子、面面粑粑的手艺学会。现在这两个安徽名菜在我家是彻底失传了。再也尝不到父亲亲手做出的美味佳肴，再也看不到我们夸奖父亲手艺高超时父亲乐呵呵的笑脸。 

　　在父亲住院期间，原国务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会长陈至立同志亲自到医院探视，上海科委领导、上海硅酸盐所领导、所工会领导、他的老同事、古陶瓷课题组同事及他的学生们也是经常去医院送上关怀和问候。年事已高的父亲虽然人在医院，但是倾注他毕生心血的硅酸盐研究所科研事业、古陶瓷研究事业仍旧是在他心中挥之不去的心心念念大事。 

　　父亲多次对我说起，他60岁到80岁的近二十年，他又重新捡起中国古陶瓷研究工作，这是他一生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二春”。 

　　父亲原先在科学院是一直从事玻璃的开发和研究工作，只是在1956年，接到周总理交给的一项重大任务，周总理要求一定要把景德镇的瓷器质量提高。因为那时我国驻外使馆用的大多是外国陶瓷，中国作为瓷器的发源地，大使馆怎能都用外国陶瓷呢？父亲被调到当时由周仁所长领导的景德镇瓷器研究组任组长。研究组在周仁所长的带领与指导下，父亲多次前往景德镇，并和当地的科研力量结合开展深入的研究，做了大量的实验工作。与周仁所长共同撰写了专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为改进景德镇瓷器的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和一系列数据，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到1959年，通过父亲工作团队的努力，终于让景德镇的瓷器质量达到了要求，小批量生产出一批质量上乘的国家用瓷和礼品瓷，外交部验收后对国家用瓷和礼品瓷的质量很满意。 

　　经过这次研究使父亲深刻认识到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所享有的盛誉绝不是偶然的，除去中国瓷器的外在艺术表现外，还深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科学道理。父亲认为中国人对我们自己发明的瓷器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科学技术内涵的阐述和揭示“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萌发了他对中国古陶瓷工艺发展过程和胎釉物理化学基础研究的浓厚兴趣和责任感。 

　　由于景德镇瓷器研究工作告一段落，父亲在所领导安排下于1960年到1980年间又“专心致志，全心全意投入到玻璃物理化学研究和新材料的开发中”。期间父亲从事导弹用微晶玻璃雷达天线罩的军工试制研究工作和玻璃光导纤维的研究和试制工作。分别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和1985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虽然父亲的科研工作取得国家级重大成果，但是父亲还是不无遗憾的这样说：“1960年到1980年，这20年间除去十年浩劫，只有10年。这10年是新中国科技事业辉煌发展的10年，也是我在科研道路上为之拼搏的10年，可惜只有10年，要是有20年该多好！”这是要为国家科学事业呕心沥血、奉献拼搏的有着赤子之心的一位老科学家向祖国倾诉的心声啊！ 

　　让父亲重新捡起中国古陶瓷研究工作的转机出现在1978年。那年中国硅酸盐学会为了要出版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陶瓷史》，其中涉及“中国瓷器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一国内外争论很大、而又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中国硅酸盐学会派专人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寻求帮助，并数次邀请我父亲参加。由于父亲当时正在主持光导纤维的研究，研究所领导要求我父亲两方面兼顾。于是从1978年开始，父亲又开始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工作。在这期间，父亲领导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总结了半个世纪以来中科院硅酸盐所及国内外其他单位的研究成果，是世界第一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父亲说：这部著作对世界的影响还无法估量。闻名于世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李约瑟研究所，一直有计划要出版一本中国陶瓷科技史，但到现在也未能写成。我们这本书的问世，捍卫了中国陶瓷科技史应有中国人自己写的专利权！ 

　　在我父亲的带领下，中科院硅酸盐所古陶瓷研究团队成为世界上唯一对“从陶到瓷的技术发展过程”做了详细研究的团队，并建立了“古陶瓷物理化学基础数据库”，还创建了闻名遐迩的“科窑作坊”，在世界上成为研究中国古陶瓷的圣地。在这个时期，父亲三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还发表了他的绝大部分玻璃和古陶瓷论文，培养了多名玻璃和古陶瓷博士研究生。父亲说这是他进行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我是亲身感受到这位“聊发少年狂”的古稀老科学家在为实现“科技强国”的中国梦的道路上的奋发拼搏的劲头，父亲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和时间赛跑，用加倍的努力来弥补文革失去的十年，来实现对党和国家的初心及一位科学工作者的使命！ 

　　父亲住院后期，他每天必看的一本书是《唐诗三百首》，其中必读的诗篇是晚唐诗人李商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尤其是在2016年底的那段时期，父亲病情非常严重，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当时父亲已经口齿不清，而我还能清晰地听到他吟诵诗句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他还多次要我查询“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原意和寓意。这是父亲一生的践行和对自己的评价。 

　　父亲一生追求真理、爱国奉献、严谨治学；他光明磊落、两袖清风、淡泊名利、荣辱不惊，展现了一位老科学家爱党爱国的高风亮节和情操。父亲一生研究科学，为祖国的科学事业鞠躬尽瘁，最后还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国家做科学研究。 

　　父亲是我心中的一座永远的丰碑，他永远活在为他感到自豪和骄傲的子女孙辈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