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98岁高龄安详仙逝，最后几年一直住在上海中山医院。 上世纪八十年代赴美后，几十年来我年年回沪探望父亲，有时是我一人，多数和先生一起，也曾带上女儿和外孙女一起看望父亲，四代同堂，其乐无穷。 父亲是我们兄妹仨心中的太阳， 每次探望后与父亲的约定是我每天高高兴兴的动力，我一直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女儿，父亲在，家就在，父亲在，再老的我还是他的小女儿。在一次次的探望中，有喜有悲，父亲的身体渐渐地变得越来越虚弱，我每次去看他总是希望他能渐渐好起来，能强壮起来，可是......。

　　父亲虽然不再能多讲话，但是他的脑子一直非常清楚，可以讲比我们这些年轻的后辈还好，尤其是关于陶瓷等方面的话题。父亲很喜欢小陶瓷玩物，他常会拿在手里细细把玩，有时甚至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然后会一件件地告诉我们，这个小罐是可以温酒的，这头牛是磨墨用的，从嘴里可以倒出水来...，我总感到父亲是离不开陶瓷的，一旦涉及到陶瓷，他就有说不完的话。前几年带了个公公留给我手心大小的紫砂蟾想给父亲在病床上玩玩。 父亲一见便叫“拿纸来”, 那时的父亲已被严重的骨质疏松症折磨的不太能写字,可父亲大笔一挥写下“刘海戏金蟾”五个大字。 我和老父亲抱在一起,我说“老爹爹还有什么不知道,不记得的吗? ”父亲对我呵呵呵呵的笑，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张珍贵的字条。 父亲干了一番大事业,生活也讲究呢,父亲喜欢美食,衣装笔挺, 年轻时还是大学篮球校队队长。每每说来世我们还做父女, 父亲也是对我呵呵呵呵的笑，我的老父亲就是那么的可亲可爱。那年11月回沪探望父亲, 和父亲约定来年4月不见不散。 可在我回美国时, 父亲执意将他非常喜欢的小紫砂蟾还我, 拗不过父亲, 我傻傻地把小紫砂蟾带回上海的家，现在想来父亲是在和我告别了。 离我和父亲的约定就差那么多天, 父亲不等我不见我了, 再也不能和老爹爹聊家常, 听他讲那过去的事情, 年年兴冲冲探望父亲的高兴劲从此结束, 心里真是痛极了。 父亲的一生和陶瓷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使我想起了父亲在休斯顿的那些日子。

　　1998年9月父亲来美国参加学术活动，先后去了纽约等城市，除了讲演和交流，他也参观了一些大博物馆，回国前他特地来休斯顿看望我们。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给父亲印象最深，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请他进库房看了，父亲多次深有感触地讲起：“中国的文物宝贝太多在国外，国内都不如他们。” 谈及此父亲会愤愤地说：“不讲了，不讲了，讲讲一包气。” 为了传播中国陶瓷在国际上的影响，父亲应邀在休斯顿做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讲座。 地点在休斯顿最大的华人银行--德州第一银行大厅里，许多人慕名而来听了这场讲座，其中包括我国著名的美术教育家，版画家杨先让先生。这是第一次我和先生听父亲讲座，也是第一次知道父亲的真正工作内容，原来我国上万年的陶瓷发展史可以被分为五个里程碑，三大技术突破。父亲从材料的化学组成，微晶结构，联系烧制温度的进步，把从陶到瓷的整个变迁历程讲得非常生动，形象。父亲说”瓷器是我们中国发明的，但它怎么发展来的？经过了那些阶段？有那些关键技术？这些问题你们懂吗？清楚吗？父亲又说“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对从陶到瓷的技术发展过程做了详细研究的团队”。父亲的演讲深深吸引了大家，引来阵阵掌声，结果提问者太多，原本还有一位财经演讲者只好另外改时，以后再讲。 演讲结束后，不少人希望父亲能帮忙鉴定一下他们的收藏，父亲现场看了几样，有人想再约，被父亲婉言谢绝。 后来父亲告诉我，假货太多，不想伤大家的心。 两天后，杨先让教授带着一位熟人来，是休斯敦有名的文物收藏家宝蒙堂主人燕登年先生，燕先生父亲是国民党高官，家中收藏颇丰，字画，名瓷比比皆是，在被人称为文化沙漠的美国休斯敦，宝蒙堂是一个例外。父亲参观了宝蒙堂，又作一次小演讲，后来燕先生和父亲成了好朋友，燕先生多次去国内拜访父亲，请教了许多有关陶瓷的问题。

　　陶瓷生产在我国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研究中国的陶瓷史是一项重要的科研项目，父亲和他的团队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建立了我国第一个陶瓷材料的数据库，通过陶瓷材料化学组成的分析，再结合其他科学手段来帮助鉴定陶瓷文物，不仅可以断代, 而且可以说明产地。父亲说过个有趣的故事，郑州出土了一批青瓷。这下北方和南方打架了。北方专家说青瓷我们北方做的，南方专家说北方根本做不出青瓷，几年吵下来引起了父亲的兴趣。 父亲上赴郑州调研，带回一些青瓷碎片，通过父亲团队的实验分析，最后父亲认为这批青瓷是南方做的，并提出它们可能是贡品。父亲的故事听的我目顿口呆，我说那你成了陶瓷界的法官了，父亲又对我呵呵呵呵笑，也难怪父亲说他得罪的人可多了。由于父亲团队在陶瓷鉴别和断代方面的权威性，为客户鉴定瓷器便成为一项开源的业务，曾有位澳大利亚华人带来一件瓷器请他们鉴定，他们为他开具了证书，当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我想有了父亲团队这些现代科学手段，一定能为文物鉴定和考古工作锦上添花，助力不少。在鉴定的过程中，父亲团队坚持实事求是。 父亲曾还告诉我一件事，有个海外华侨抱了个有些年份的花瓶请父亲鉴定，父亲在花瓶底部打了个小洞，肉眼是看不见的，进行分析，结论不是他所说的那个年代，可他还想出高价要求开具证书，被父亲当场拒绝。

　　父亲一直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工作，是硅酸盐所的元老之一,是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 从小我只是觉得父亲工作很忙，不是出差，就是做实验写文章，很少和我们谈起他的工作，直到听了他的讲座，才知道他的工作是那么有意义。记得那一年，我很小，父亲在苏联莫斯科留学工作，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母亲十分担心父亲的安全，母亲带我们到上海的中苏友好大厦前，看那颗大厦顶上发光的五角星。我们知道那是父亲团队放上去的。现在科技发达了，发什么光都没什么稀奇了，可那个年代，那颗发出亮光的五角星永远留在了我心里。父亲做了许多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研究，国内率先开展光导纤维的研究，研究特种玻璃，军工导弹微晶玻璃等等。 但父亲告诉我们不论接到任何任务，他从没有放弃对古陶瓷的研究。父亲对古陶瓷的热衷执着的研究，不愧是陶瓷界的泰斗，我为父亲感到无比骄傲。

　　父亲与母亲相识在大学里, 是化工系同学, 母亲是上海滩大小姐, 父亲来自安徽合肥乡下, 外公本是重男轻女, 知道母亲与“乡下人”谈恋爱，便停了母亲大学学费。 父亲二话不说, 跑回安徽老家卖掉分到的二百五十亩土地， 付清母亲的学费, 母亲顺利毕业。 解放了划成分,没有一分一厘土地的父亲仅被定为出身地主，不然历次运动不知还要多吃多少苦头。 我们父女俩每每聊到这事, 必定哈哈大笑, 我总大赞父亲聪明, 英明。 父亲有今天的事业, 母亲也有大贡献。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可是在那个畸形的年代，生为共产党员，出身地主的父亲一直小心翼翼度过一次次运动。我奶奶生父亲时四十好几的高龄，因此父亲实际是由二嫂奶大的。 文革前夕，老家传来消息，父亲的二嫂重病怎么也不肯闭眼。我看到下班回家的父亲听到消息沉着脸没说一句话，没见父亲出房门一步。第二天一早便知父亲顶着巨大压力还是去了乡下，我的心揪成一团，由于二伯母是地主成分，希望爹爹回来不要遭麻烦。父亲很多年没回老家了，父亲跪着叫着“二嫂，二嫂”，善良的二嫂终于睁开眼睛，露出一丝笑容，乡下老家人知道二嫂苦苦等的就是她视若己出乳大的有出息的小六弟。我可怜二伯母在父亲刚刚离开安徽合肥老家时，心满意足走了。父亲回来有没有受到处分，年纪太小不记得了，可在文革中的父亲打为地主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被大斗特批，实在让我们家人忍无可忍。父亲有情有意的风格深深烙在我们仨兄妹心里，我们都特别孝顺。改革开放后，中国科学院在安徽合肥老家为父亲举办八十岁庆宴，称赞父亲是一位具有突出贡献的中国陶瓷史专家和科学家。文革后，老中国科学院院长，安徽省委老书记张劲夫曾接父亲去安徽老家肥东，就是为父亲正名，并说“老李不是地主，是位科学家”。父亲老家肥东人扬眉吐气， 父亲是我们安徽人的骄傲。

　　父亲德高望重, 两袖清风,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老党员， 一生献给了祖国科学事业。 父亲爱国，爱事业，爱家，父亲盖着党旗永远离开我们，大家说天堂里也有古陶瓷 ,可是少了我们兄妹的陪伴，我们是多么的不舍。永远永远深深怀念我们的好父亲---李家治先生。

　　李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