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月1日的上午，怀揣着面试通知书的我，来到位于定西路1295号的硅酸盐所，在人事处报到之后，沈老师打电话请古陶瓷组的邓老师领我去组里，在老大楼三楼的一间小办公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李家治先生，果然就是我心目中一直想象的老科学家的样子，和蔼可亲、学识渊博。先生询问了我的学习和家庭情况，并认真地向我讲解了古陶瓷科技研究的工作内容。临别时，先生赠送给我一本他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让我回去好好考虑一下，是否愿意参与到古陶瓷科技研究这一领域，其实答案在我见到先生的那一刻就已确定。于是那年的7月，从学校毕业的我正式加入了古陶瓷组。  

　　如果说一开始对先生的敬仰只是一种模糊的直觉，那么十八年来工作、生活、学习中的点点滴滴则更让我对先生的崇敬之情日益清晰。  

　　“勤能补拙是良训”，这是先生经常说的一句话，也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教诲。初见先生时，先生已80高龄，早已是玻璃、陶瓷学界特别是古陶瓷科技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但他还是非常谦虚，他一直说自己并不聪明，主要是靠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取得一定的成绩。就在1999年我第一次参加的古陶瓷国际会议上，我看到先生不仅用英语做学术报告，还用英语与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国际友人交谈，已经觉得很佩服了。而更让人敬佩的是，后来我得知先生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他硬是凭着他说的勤奋精神掌握了这门语言，而这对于很多青年人来说都不是容易完成的任务。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先生教给我的治学之道。先生从不限制我们提出自己的设想，但是要求一定要有多方位的证据证明我们的观点，他对自己的研究也是如此。南宋官窑一直深受古陶瓷科技与考古界的关注，先生对其也多有研究，其中有些问题虽然通过科学研究已经可以得出一些结论，但由于暂时还缺少相应的考古发掘发现予以佐证，先生就一直没有提出系统性的结论。后来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原先的研究结果和推论有了更明确的依据，先生才将这些新发现与研究结果相结合，并查阅了大量文献，写出了《简论官哥二窑》一书。该书刚刚成稿，先生就经受了一次大的手术，身体健康受到很大影响，但他在病床上仍坚持书稿的编写和完善工作。其时我正帮他将手写稿录入成电子稿，并打印出来请他审阅。先生非常认真地逐字逐句核对，对一些很小的错误都进行了订正。先生在该书的后记中还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专门表示了感谢，让我感到非常荣幸。  

　　科研工作是艰苦的，古陶瓷科学研究更是如此。科研经费紧张一直是课题组面临的巨大难题，先生一直都尽最大努力争取各方资源来维系这个研究方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先生并没有放弃自己坚守的原则。且不说先生多年前在课题组最困难时拒绝了一位华侨以经费支持为条件，将其古陶瓷收藏品判定为真品的请求，因为该藏品经检验分析不符合真品的成分特征。而我也亲身感受过先生这份科学家的坚持。在一次关于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研讨会上，国内科技界、文物考古界、收藏界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在一个交流环节中有位收藏家起立发言，他在发言中特意强调“李家治先生是我的老师”，让大家感到很诧异。其实这位收藏家只是曾经拜访过先生，请教过一些学术问题，并希望结交先生，而先生只是出于礼貌回答了他的问题，并未与其深入交往。因此在听到他的发言后，坐在主席台上的先生马上做出正式回应，他说：“谢谢这位先生对我的尊敬，但我不是他的老师。我的学生吴隽、吴瑞今天也来了，他们也都坐在台下”。先生常对我说：“我们是做研究的，做研究就不能搞收藏！”所以虽然先生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古陶瓷精品，但他家中没有一件这样的收藏品。  

　　先生不喜欢麻烦别人，却总是为别人着想。记得第一次随先生去北京开会，他得知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刚出火车站就给我放假一天，让我去天安门广场和故宫看看；还有陪先生去韩国参加研讨会的那次，一路上不是我照顾他，倒是他一直在照应我。  

　　先生教给我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而我很遗憾没能为他做些什么。后来，他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但一直都开朗乐观，每次我去医院看他，他都很高兴地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和我聊很久。2017年2月7日上午再去看他的时候，我看到他精神似乎比年前还要好一些，心里非常高兴，就拿出手机请阿姨帮忙照了一张合影。那天我怕影响他休息，就没坐多久，临走时我对先生说：“过段时间我再来看您”。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先生是我一辈子的恩师，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学生吴瑞  

2017年2月7日看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