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东生女儿 严燕来

　　记得父亲回答采访记者“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竟然就着 “遗憾”说“最大的遗憾是“没有遗憾””！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当时的情景。说这话时，父亲眯着眼微笑，在场的人也会心一笑。说真的，父亲是一个谦卑知足的人，谈起自己的一生，他总是感慨：“我这一生是幸运的！” 可是今天，当我提笔写下我对父亲的珍藏回忆时，这句话却在第一时间在脑海中浮现，禁不住想，父亲或许在这含蓄的玩笑中，借用这个迂回曲折的“遗憾”表达他对自己不寻常一生的感悟与反思？！

　　父亲一生的确很幸运。他于1918年出身于书香世家，伯父严鷗客留英学成回国，任浙江兴业银行总会计师，父亲严治就读北洋工学（现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在詹天佑手下任职铁道工程师，大家闺秀朱渊毕业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只因看中严治是土木工程首届第一名而许嫁于他。父亲从高小开始接受一流科班教育，于1949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新中国一成立，父亲是最早急着回国的美国留学生之一，他的科学生涯和新中国同龄。幸运的是，父亲历经我国几十年跌宕起伏的政治波澜，却能够安然度过；又在改革开放之初，出其不意得到中国科学院重用，成为改革开放、科教兴国的推动者之一；不仅在科学研究上绽放聪慧才华，还成为科学院改革开放、重获新生的开创者和践行者。父亲一生钟爱的科学研究和科学管理的职业生涯之长，超过他的同学、朋友，乃至几乎所有材料学界国际顶尖的学术同行。在神秘不可企及的九天之上，父亲的确得着属天的眷顾和保守！

　　作为女儿怎么看父亲？很难笼而统之回答。我发现，在我脑海中浮现的父亲，总是跳跃式的，那时、那事、那景、那情，从来没有时间顺序，可是总有一根主线，简约地说，就是父亲的品格；令我忆起的、感动的，甚至钦佩的，总是品格！所以原谅我，借用那些片段的回忆，表达我对父亲生命的体验与缅怀。

（一）

　　在记忆中，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已经六岁了，弟弟四岁。妈妈带我们俩到天津塘沽港去接爸爸，那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爸爸从美国回国取道香港，一路辛苦与周折，终于与家人团聚。爸爸赴美留学的时候我两岁，弟弟才满月，这次见到爸爸之后，在我心目中，就有一位令我骄傲的爸爸永远在了！因为妈妈主持家庭，从大事到小事总把父亲放在第一位，久而久之，父亲的需要就是我们全家人的第一需要，父亲的指令就是全家人必遵守的。在我的记忆中，父母亲在家工作或休息时，我和弟弟都不敢声张，走路轻轻的，关门尽量不出声音。父亲桌上的东西不许我们姐弟俩乱动，更不用说抽屉了。有时出于好奇，打开父亲抽屉想看看有什么新宝贝，每次都被父亲发觉，谁又动了我的抽屉？！我必在第一时间承认是自己干的，因为父亲的抽屉井井有条，层层叠叠，一开一关必乱无疑。在我的记忆中，凡父母亲带我和弟弟全家出门，就是最幸福的时光。礼拜天骑车带我们出去逛街，去北戴河海滩度假，乘飞机从上海去北京住宾馆，游故宫、天坛、颐和园……。在我的印象中，妈妈总是和蔼耐心，借着表扬我来管教我们姐弟俩，搞得我真想做个好姐姐；而爸爸一出言总是公正、平和，令我心服口服。父亲虽然忙，在关键的时段从不缺位，他幽默、风趣，也体贴、帮助，他会出其不意提醒一些重要的细节，不仅事先提醒还要事后询问。我从内心感受父亲的威严与慈爱，自然而然地，这样的感受也延续到我的下一代儿女身上，困惑面前，外公总能三言两语把外孙儿女的看法调整过来，他的语言简短平和，在关键点上挑明，让人信服且心里平安。

　　父亲姓严，其人、其品恰如其姓。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他的信念、品格、作风一点没变，一点不脫形，让我不得不钦佩。有一天护工和我边陪他吃饭，边自己聊天，闲言碎语，取笑别人，没想到竟然入了他的耳，并且当真！事后父亲提醒我：“数落别人的习惯不好，你以后不能搭腔。”他已在垂暮之年，竟还记挂女儿的品格！我们有幸和父母同堂几十年，最后的一、二年中，父亲的生理机能逐渐衰退，可是对待生活的严格、严谨态度一点没变，仍旧按部就班、一丝不苟，自己能做的绝不要别人帮忙，基本没有什么非份的要求，可称得上是位好伺候的老头儿。

　　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有一件喜好令人匪夷所思。他每天回忆老友人名，从解放前老同学、老同事、亲戚朋友开始，到身边的开放实验室、所里、院里的同事，以及各个学部中的老朋友、老院士，不断地查阅两院的院士名册，常常早上一醒过来就叫我为他查人名、问情况，偶尔还直接打电话到科学院值班室亲自询问，所记录的人名有一、二百位，写在三张A4硬纸板上，每天念叨、背诵，并且自嘲“莫名其妙，有毛病！”。其实他一方面确实陷于回忆中，也借此锻炼记忆（他会忆起60年不见的朋友的名字，一字不差）；另一方面也让我看见，最后沉淀在父亲记忆中的“至宝”是这些有共同经历的人啊！

　　父亲的生活习惯、生活节奏、工作作风、工作方式始终如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任职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最忙的时段，多线条齐头并进，有条不紊，并不忙乱。他是科学院（第一）副院长，相当于现在的执行副院长（卢嘉锡是院长），中层骨干干部都知道“严院长是真抓实干的”（也有私下评价他“有总理作风”的）！他直接抓科学院多个院级攻关项目，主持建立起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会以及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制度，主管科学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中美科学院双边合作关系，主持科学院在文革后的第一轮体制改革，等等。与此同时，他每月回上海一次，星期天上午四五个小时就是听取研究生的研究进程汇报，他对研究生的指导终生没有中断、研究课题终生没有断线。令人难以置信地，他依然保持运动习惯，每个星期打两到三次网球；依然持守原有生活节奏，十一点入睡、七点起床；依然业务信件频繁往复、亲戚朋友有信必回。在我看来，几十年间，我们严家家庭氛围始终如一，父母恩爱、家庭和睦、儿孙孝顺、平淡如水、鲜有波澜，或许也是“没有遗憾”的“遗憾”吧？！

（二）

　　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我的一生十分幸运，一路遇到高才贵人，一路得以提携。”。父亲早年深受基督文明的熏陶，就读北平崇德中学（当年北平的教会学校，现名北京第三十一中学，比杨振宁高三级）。学校有教堂，每周做礼拜，每天下午课后长跑锻炼，有一次跑到中途肚子疼，被校长带到家中喝了一点威士忌就好了。他少年时期在崇德的住宿生活，始终耳濡目染在文明与爱的氛围中。中学教材多有英文的，例如物理、化学等科学课程，以及世界地理、历史等文科课程；老师中多有履历不一般的，诸如一战的独臂将士、犹太的难民等等，讲授世界地理、世界历史等。事实上，父亲高中时英文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母语，阅读英文长篇小说并作阅读笔记，此后父亲的英文文字表达能力终生都比中文更强，而幽默感则更多表现在他的英文交流中。进入大学之后，父亲就开始学德语，研究生时又学了法语。

　　1937年，父亲在清华就读两年之后，日本侵华，清华被迫内迁，父亲转学燕京大学化学系，遇见同班同学孙璧媃，之后成了我的母亲；1941年，父亲在燕大完成硕士学业，并以全校第一名、唯一一位金钥匙奖获得者，作为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此后被恩师张子高教授（我国第一批院士）留下，在燕京任教教授分析化学（曹天钦先生称父亲为老师即缘于此）。父亲在燕京学习、任教的七年中，司徒雷登是当任校务长，给他留下极其深刻印象，直至垂暮之年还时常忆起抗日战争中的燕园，是北平仅存的一片净土。司徒雷登对学生一视同仁，是他在校门口拦截日本宪兵、保护学生，不允许逮捕学生；是他的车把学生送到解放区的联络点，也是他的车把学生送去国外留学。直到珍珠港事件美国向日本宣战，司徒雷登被日本宪兵带走，关进日本集中营，燕园净土不再！直到那时，父亲才被迫离开燕京大学，随恩师张子高转任中国大学讲师（此后张子高的公子张滂（北大院士）与我姑姑结为连理）。司徒雷登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为燕园带来宽松学风、自由思想和多元文化，那是父亲早期生命成长的沃土。改革开放一开始，父亲立即热情推荐学生一个个出国深造或合作研究，例如，他推荐自己的一位女研究生，获洪堡基金支持，以优异成绩博士毕业，即与德国工人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父亲虽惋惜却尊重她的选择，学生一家五口从德国来家看望他，保持着亲密的师生关系。父亲从内心尊重他人的选择，不以对方行为论短长，对按期回国或留在美国的学生和学者一视同仁，与当年校长的做派、燕京的熏陶不无关系。

（三）

　　父亲的幸运，在于他的才华能力在历史转折关头被用上了！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转折点，1977年8月父亲被钦点出席邓小平主持的“科教座谈会”，并在座谈会上有一中心发言；1980年父亲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中当选为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副院长。换句话说，父亲在科学院文革前院长郭沫若称之为“科学的春天”里，在第一时间由纯粹学者转身为中国科学院主要管理者之一。父亲继而又被任命为科学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实际运作中相当于现在的常务执行院长），主持中国科学院体制改革。出乎我们家人预料的是，主持起草《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题纲》的重任，竟落在一个纯粹学者身上，而不再是党的老干部担纲。是的！父亲热爱科学事业、热爱新中国建设事业；父亲热衷科学研究、擅长科学管理，具备宏观战略眼光；父亲品格、学识俱佳、价值取向普世，中、英文双语娴熟；父亲为人谦和、和蔼宽容、谈吐儒雅、风度翩翩。然而，当科学院党组书记重任在肩时，这些从里向外溢出的西式做派就显得书卷气十足，近者可以竭诚合作，远者不免敬而远之。父亲也真的做不到像他的前任领导那样串家走户、促膝谈心、联络人脉；在我的眼中他没有刻意那样去做，始终无帮无派，倒是本然而明智的。

　　八十年代的十年，是父亲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当任的十年。据我的观察，他一上任，就似乎对科学院全局工作胸有成竹、出手不凡。他有三头六臂吗？没有！有超级能干的秘书、精悍过人工作班子围在他身边吗？没有！相反地，他喜欢只带秘书等，避开记者，独自前行。那么，他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教育文化底蕴，靠的是对规律的认识，靠的是思路清晰、充满灵感、临场发挥。按我的理解，这一切得益于他的思维纯正，纯正以至不纠结、不教条、不拍脑袋，从事业出发；这一切得益于他对科学研究与发展规律的把握，善于集思广益，解决关键问题。在他的脑海中，科学发展、体制改革之路必然如此起步，并无它法，西方各国（乃至世界各国）基本上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只是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需要应对科学院重获新生之后转型的现状，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为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四）

　　父亲喜欢在饭桌上畅谈他人生经历中最得意的故事，并且一般只在饭桌上跟家人说，不对外人炫耀。97岁是他老人家还能上桌和我们一同进餐的最后一年，他的话题除了回忆，还是回忆，回忆那些令他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终身不渝、乐此不疲的事情。除了他一生钟爱的科学研究之外，最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年届花甲时完成的两件大事：一件事是科学院的体制改革，另一件事是科学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面向世界，打开院门。

　　他颇有兴致地反复追忆当初的思路：中国科学研究有五路大军，即科学院各研究所、高等院校学术研究、大中型企业的应用研究、省市地方的研究所，以及国防科委下属的研究机构；五路大军的侧重各各不同，科学院对自己的作用定位要准确，就是“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四个现代化服务！”这是父亲当年主持科学院工作的基本立足点，对此他深信不疑，因此出手很快，半年之后，他就代表科学院党组和院部拿出文革动乱之后的第一稿《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提纲》，亲自向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汇报，得到胡耀邦总书记首肯，同时也接受赵紫阳总理的意见，修改之后立即向科学院院部报告，并辗转各地、各所作动员。他特别引以为豪的是，科学院的这份改革提纲是改革开放后破天荒第一份，先于国家科委的科技体制改革政策纲要出台整整一年，而高等教育部的改革纲领自然要等国家政策出台后才紧跟的！可见他作为中科院党组书记主持科学院体制改革工作时，没有唯上情结，对科学院总体改革眼光准确独到，对改革的基本立足点确信无疑，从无到有并无犹豫，是十分主动、且有魄力的。对于父亲这样的认识与胆魄，我心怀敬意！

　　父亲当任的年代处在中国科学院最艰难的转折期，他首当其冲面对双重压力，既面对党中央、国务院对科学院为经济建设发展服务的应用需求，又面对文革后幸存的老院士、老知识分子对恢复基础科学研究的强烈愿望，两者之间存在巨大张力。对上，他为知识分子请愿；对下，他为国家经济建设需求劝导；虽被夹持其中，并无畏缩却步，而是意见坚定、上通下达、和颜悦色、游刃有余。他和秘书、司机，轻车简装，到分院与各个研究所做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报告时，从来没有秘书起草的文字稿，只有自己工作手册上的几条提纲，全部思路即席流出。作为他的女儿（高教教育工作者），我可以体会并见证他对科学事业的那份执着与忠诚。

（五）

　　另一件他津津乐道、念念不忘的事，是国际合作、打开院门，与世界各国逐一签订国际交流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从封闭走向开放，他本人不仅亲历这段历史，而且受命代表中国科学院出面与美国、欧洲、亚洲多国科学院、科学家交流研讨。令人欣喜的是，他往往与国外顶尖学者一见如故、建立私交，于是我父母屡屡被邀请住在著名学者朋友家中，此乃西方不多得的礼遇和友情表达了。

　　记得那一天，也就是父亲最后一年（2016年）的6月30日午休之后，他要跟我说件事，郑重其事地让我坐下，并且关上门，于是我意识到老人家有话要说，当即录了音。父亲慢慢地说，将他陆续出访的国家一一道来，非常清晰地表达了如下的意思：…继1978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之后，1979年即应英国皇家学会邀请，跟随胡克实（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为团长的科学院代表团出访英国，物理学家黄昆的英国太太同往（成行之前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佚事，很有意思），接着代表团从英国到了瑞典，与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工程院签了两个合作协议。接着第二次更重要，1981年，应美国科学院邀请，我（父亲）带队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到了华盛顿，美国科学院院长Frank Press(美国科学院院长)亲自接待我们，又到波士顿、加州Burkl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中国科学院与美国科学院、NSF(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签订了双边合作协议，此后每年一次中美科学院双边会谈，从当年开始直至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中止。 再接下去是中国科学院跟德国的马-普协议、法国的科研中心、日本的学术振兴会，以及印度科学院，逐一签订双边合作协议。这样，我们（科学院）首先和美洲、欧洲、日本、印度打开了国际关系。……

　　为什么会促使他突然找我说起这个呢？因为中科院出版社要我转交给父亲一本刚出版的《珍藏档案图册——著名科学家手稿》，其中有他的部分，这让他触景生情。他惦记八十年代他们老一辈人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后人鲜有知道的，可是在他老人家心里，那是他们那一辈人开创的局面，惠及后人，心里为此自豪，也着实希望他们所做的这等事能记下一笔。于是我问父亲：“你是觉得这个地方从来没有表达过？”，他的原话（录音）是这样说的：“对，这个事儿应该有，以后再说吧。国际合作至少要写出，一个是国际，一个是亚洲；一个是学会的，一个是学术领域的。 至少国际合作应当有一段表达，我觉得有一句话记录也好，就一句话，改革开放之后，跟美国、欧洲、亚洲以及国际组织打开有效的合作，建立双边、多边合作关系。”他老人家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我理解父亲的心情，的确，科学院改革开放的头十年是步履最为艰难的十年，可是在科学院院史中常常一笔略过，似乎自然如此、理该如此。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父亲人之老矣，其言也真，他要把经历留给后人。

（六）

　　父亲是2016年9月18日辞世的，一个月之前，8月16日起夜时，他从便桶坐位倾斜跌倒，在接受瑞金医院“眉方处皮肤裂伤术”（缝了五针）前，他对瑞金医院八楼医疗组亲笔写下他的心愿：“…在几次住院期间，（你们）都十分重视我的个人意见。例如偶尔谈到日后如遇某种情况，采用紧急措施——如气管割开以呼吸器代替等。我都向你们表示谢意，但愿一切顺其自然，在我老年，尤其希望如此，尽量保持安详。这么多年来，你们这些医护人员，也一定会帮助我实现这一心愿！谢谢各位！！！”此后不久，父亲在突发肺炎导致心肺衰竭后，坚持了八天八夜，在儿女双全，研究所亲密同事（学生）以及科学院、所领导全数陪同下，安详并温柔地与世辞别，正如老人家所愿……。

　　父亲过世后常有人跟我说类似的话：你父亲这样的人在这个社会很少有，今后则不会再有了！这个时代再也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了！我觉得这是对父亲最高的评价。父亲离去之后，我渴望知道更多父亲一生中的细节，曾随摄制组旁听了北京中科院老领导、老同事的回忆，也就事论事访问了父亲在上海的一些生前好友，听到更多父亲在科学事业中以及在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为人处事的细节故事，令我多次感动，心中珍藏的父亲形象更加鲜活饱满。同时，随着自己生命的演进，对于父亲平和而丰富的一生，又涌现出更深层并有意义的解读，记得《罗马书》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这话放在这里，却也恰当！感谢父亲一生在潜移默化中带给我和家人的无价礼物，感恩苍天之上属天的保守和赐予……！

　　严燕来 

　　写于2018年2月10日父亲百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