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上海市市长 徐匡迪

　　 今年是我国著名材料专家严东生院士诞辰一百周年，作为同一学科领域的晚辈后生，我怀着崇敬和感恩的心情追忆起我与严东生先生相识、相知，乃至成为他口中的“忘年交”后近半个世纪的交往过程。 

　　 初识严东生先生是在1964年暮春，当时中国金属学会下属的“冶金物理化学”分会要在上海召开一次学术年会，会务主办单位是中科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和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会场选在国际饭店。因为中国金属学会的冶金物化分会是设在北京钢铁学院并由魏寿昆先生兼任分会会长，而我则由于组织上照顾夫妻长期分居两地，1963年才由北京钢铁学院调来上海工学院，故先期来沪的北钢李文超老师就邀我去会务组帮帮忙，做些迎来送往和会议签到等杂务工作，但这对我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与会的都是本学科领域，星光耀眼的专业大师级人物，有上海交大副校长周志宏院士、中南矿冶的陈新民院士、上海冶金所的周仁院士、邹元曦教授、北京钢铁研究总院的邵象华院士等。还有全国各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就是在这两天的会程中，我除了聆听各位大家的学术报告和交流外，还多次近距离接触到了严先生。当时他正值中年，风度翩翩、和蔼可亲，他是会务组的组长，或者说是大会的秘书长。在正式开会的前一天，他就到会务组，仔细询问了所有参会人员的报到情况和各项议程安排。当李文超老师向他介绍了我是谁后，他便亲切的和我握手，并问起了我的学习、工作情况，得知我是杭州人时，他神秘的微笑着说：“那我们是同乡啊！”。可是我觉得十分诧异，他说着一口纯正的“京片子”怎么会是杭州人呢？这个疑问直到30年后的1995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参加院士大会，晚饭后在京西宾馆的花苑里，与他边漫步边交谈时，才敢当面向他请教。严先生笑着说他祖籍是杭州，但出生于上海，刚满月就跟随父母迁居北京，所以从牙牙学语，直到小学、中学、大学期间都是在北京度过的，故有这样地道的“京片子”就不足为奇了。 

　　 至于我和严先生近距离的交往，则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90年代我到市委、市政府工作以后。当时邦国书记，黄菊市长，都十分关心、重视离退休老同志、著名科技老专家及闻名中外的作家、老艺术家和各界社会知名人士的工作、生活情况。市委几位副书记都有固定的分工，逢年过节，生辰寿诞要代表组织前往问候拜访，这不仅是向老同志、老专家表示祝贺、问候，还要征询他们对市里工作的意见，回来向市委汇报。因为我是高校出身，又刚当选了院士，所以就把科技界名人和老同志方面任务交给我来承担，我记得共有苏步青、谢希德、谷豪超，李国豪，严东生，叶叔华，钱伟长等七位前辈。在我第一次登门拜访严先生家时，我站在门外摁响了门铃后，室内并没有回音，但可依稀听见里面有很强的交响乐乐曲声，等了一会儿严先生的夫人孙老师才来开门。刚一见面就连连道歉、忙着请进，说是因为正在专心听音乐，没有注意到门铃声。待我说明来意，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两老拜年后，顺便问起他们在听什么乐曲时，才知道严先生、孙老师都是古典音乐的“发烧友”，近日正好有人从德国带回了冯卡曼指挥的柏林爱乐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磁带（当时光盘还没有普及，多数人还是用磁带录音机），我一听感到十分亲切，就和两老谈起了我自高中起就与西洋古典音乐结缘多年的情况。大家从舒曼，莫扎特，贝多芬，一直谈到柴可夫斯基，萧斯塔可维奇……，时光不知不觉已过去了半个多小时，秘书来敲门说，我上午还约好了其他两位老专家要去拜访，这才不得不收住话头，依依惜别。自此以后，每年院士大会在京逗留一周，朝夕相处的空隙闲聊中，除了会上专题讨论的学部工作外，最近在听什么古典音乐常常成了我俩绕不开的话题，而每当有欧、美、俄著名管弦乐团来沪演出时，我亦会关照有关方面给严先生、孙老师送票，除了有特别重要的任务出差以外，他俩总会穿着打扮得整齐优雅，愉快地挽手而来，在当时上海多数观众仍穿着随便地进入音乐殿堂的情况下，这对专家夫妇的“绅士风度”颇有领风气之先的意境。 

　　    当然我对严先生的相知与钦佩，更在于他深邃的学术眼光与坚实的理论基础方面，当他知道我的科研领域是特殊钢及其精炼技术时，可能是出于职业敏感，立即询问我用的是什么耐火材料？以及高温精炼时耐火材料的侵蚀情况如何？当我告诉他，国内特殊钢精炼普遍使用镁砖与铝镁砖，尽管这两类耐火材料的耐火度很高，但还是侵蚀得很快时，他立即正确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对耐火材料的要求已不仅仅是耐火度的问题，因为高温下耐火材料与金属熔体还会发生化学反应，特别是当钢中氧含量降低到10ppm以下时，即使像氧化镁、氧化铝这样稳定的氧化物，也有可能分解，并向钢液供氧，使耐火材料侵蚀，而钢中的氧也降不下去。在高真空、高温条件下，氧化镁还会分解导致镁蒸发，造成耐火材料溶失。经他这一点拨，我们就不再盲目地换选耐火材料了，而是转向了高温、高真空下耐火材料的化学稳定性研究，通过化学热力学计算和实验室试验，找到了合适的，在高温下稳定的耐火材料，不但解决了重要军品材料的急需供应问题，还发表了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当时我和团队的同志都对他钦佩不已，因为在我们眼里，他是我国高温结构陶瓷、陶瓷基复合材料、人工晶体和特种无机涂层等高端材料的领军人物、大科学家，怎么会对特钢厂里傻大黑粗的耐火材料提出这样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呢？直到这次为了写这篇纪念文章，认真地从网上查阅了他的经历才知道，他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材料科学系攻读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高温氧化物系统相平衡研究》，而他在1950年毅然辞去了伊利诺伊大学教职，回到新生的祖国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去开滦化工研究所，从事耐火材料的生产研究，以解决日伪时期东北几个钢厂只能从日本进口耐火材料的困境。在此期间，他还亲赴鞍钢，在鞍钢中心实验室建起了中国第一个耐火材料的检验、测试装置，由此催生了今天国内著名的鞍钢焦炭与耐材研究院，并在50年代中期牵头组织制订了中国第一套耐火材料工业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也是中国耐火材料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严先生除了是本学科的领军人物外，还以他对党、对祖国的满腔热情，投身于各项宏观科技规划和政策研究之中。1956年，36岁的他受邀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领导的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长期规划》，据我所知，他是参加起草者中最年轻的几位专家之一。之后，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0年），并先后担任上海硅酸研究所负责科研工作的副所长、兼任上海科技大学硅酸盐工程系首任系主任，1962年他出席了由周总理、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副总理主持的为知识分子脱帽的广州会议，并参与制订了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科技规划。文革后的1977年他积极参与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的著名的全国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为科技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积极建言献策。1980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81年任中科院副院长，主席团成员、化学学部主任。82年任中科院党组副书记，84年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并被选为中科院五位执行主席之一。在此期间他对科学院在文革期间遭“四人帮”破坏的情况做了大量调研，并向胡耀邦总书记提交了《关于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的汇报提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后于全院试行。从上述50年至90年代，严先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他回国后参与过新中国科技规划的制订与前进的全过程。从50年代初工业的恢复、重建，到60年代的“向科学进军”，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界的拨乱反正，他都奋不顾身地将自己置于历史前进的潮头！我想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最好体现，也是我们要永远怀念与学习的人生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