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曹国忠教授 

　　2008年2月在不到48小时之内在西雅图和上海之间飞一个来回赶了去参加庆祝严东生先生的九十岁生日研讨会恍如就发生在昨日，却己是十年前的往事了。2016年7月在严先生书房聊天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却也己是一年半前的事了。本来今年给严先生庆祝百岁生日的期待也就成了一个不可实现的梦想，演变成了对严先生的追忆和怀念。 　  

　　我与严先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36年前。大四秋季学期结束前，有一天我的同学陶克声跟我散步聊天时提到他的一个中学同学考取了一位学部委员(即现在的科学院院士)的研究生。我开玩笑随口说了一句，我也去考个学部委员的研究生。几天后，我和我的另一位同学魏侃贤去学校图书馆，在《化学通讯》上查到了一份全部学部委员的名单，严先生是无机非金属领域中唯一的学部委员。半年后，我报考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成为严先生的研究生。   

　　在嘉定原上海科大读完基础课和专业课之后，我于1983年秋回上硅所开展硕士论文的研究工作。因严先生在北京工作，我的硕士论文由符锡仁老师实际负责，而黄振坤老师具体指导我的实验工作。1983年底，严先生回上海数天指导工作期间，我得以有机会向严先生汇报我的研究进展。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与如此德高望重并享誉全球的科学泰斗、动见观瞻的中国科技界领导人交谈。在此之前，我曾直接接触过的领导是大队党支书和大学年级指导员。虽然具体谈话内容早已忘却，但这一次交谈对我的影响却是非常远长。严先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邻家的谆谆长者。他对我工作的鼓励和期许、对下一步工作计划细节的分析和建议，用现在的流行话来讲，满满的全是正能量。全无我原来想象中一言九鼎者的专断，展现的是一位学贯中西、基础知识宽广深厚、对学科前沿发展了然于胸的谦谦学者。这种感觉始终贯穿于我和严先生所有的交流之中。从我硕士期间的工作汇报，到1990年在意大利一个小镇的午餐桌上的闲谈，到2006年在严先生办公室中一个多小时的天马行空的畅谈，到2016年7月18日上午在他书房的最后一次见面。   

　　因得到符锡仁老师和黄振坤老师的悉心指导，我的第一篇论文在1984年春成稿。在黄老师和符老师做了详尽的修改和提高之后，稿子送到了严先生的手上。很快，布满了严先生手写的红墨水的修改稿从北京托人带回了上海。严先生的修改涵盖了几乎每个句子，包括标点符号，以及引用文献中英文名字的拼写错误，真正的满篇红。这样细致入微到标点符号，到文献引用的修改始终贯穿于我在硅所发表的所有中文和英文论文。严先生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以及他的职位和声望带来的逃脱不了的社会活动之外，对学生论文尚如此重视和付出，使我20多年来不敢对自己学生的论文有丝毫之轻慢和懈怠。 

　　2011年5月，我在硅所作学术报告时又一次体验到严先生对科研的不懈追求。因为严先生的车堵在路上，我的报告推迟了近十分钟。我本想在60分钟之内结束我的报告和讨论，不致使93岁高龄的严先生太过疲劳，却因他在报告之后诸多的提问拖到了近两个小时。严先生对学生的尊重亦体现在他在84年让我选择是硕博连读，还是提前硕士毕业出国读博这一点上。严先生对学生的爱护亦体现在不让我接受一位英国教授亦是严先生的好友的资助去那儿读博士，因他了解到那里的人际关系有点复杂。而在我决定放弃公费留学西德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资助，选择去符锡仁老师帮我联系的荷兰时，我的三位导师，严先生、符老师和黄老师都给予了我支持和理解。 

　　这使我从研究生时代便开始认识到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亦可以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同事和一个睿智的人生导师。他对学生的影响可以并应该远远地超越科研的思路、态度和方法。传给学生的不局限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社会培养的不仅仅是对社会有所回馈的合格公民。 

　　如果不是严先生亲口告诉我，我不会相信他网球打到86岁。如果不是他把读到一半的书送给我，我很难想象他这样的大忙人也会去读那些“闲书”。严先生一生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的地方真的太多太多。他的人生建树和健康长寿至少应部分归功于他的一生勤奋，他对运动的坚持，他对科研和学问的挚爱，他对人生的通达和对人性的洞察。 

　　曹国忠 

　　2018年1月24日，西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