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7日早晨，惊闻恩师郭景坤院士仙逝，久久不能平静，不舍和感恩的心情交织在心头，一幕幕珍贵的记忆涌上脑海。

　　初次见郭先生是在1993年夏天，那时候我在大学工作，为了学科建设的事来上硅所请教郭先生。郭先生当时是所长，而我是刚毕业3年的小字辈，他平易近人和诲人不倦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96年11月在'96中国材料研讨会上再次见到郭先生，我在分会场作口头报告时，他正好担任那个时段的主席，在回答问题环节对我的工作给予了点评，鼓励了我；接下来是1999年11月，我第一次参加上硅所主办的ISAC’99（古陶瓷科学技术国际讨论会），郭先生担任大会主席，当时我只是凭着模糊的兴趣来“听会”，深深被会议“艺术+科学”的独特视角和严谨氛围所吸引。

　　2001年，我进入上硅所的博士后流动站，迈入古陶瓷研究领域，合作导师是郭先生和李家治先生，进站前的面试是两位恩师主持的。在博士后期间，郭先生在研究思路和文章撰写上给予了我具体的指导和建议，拓展了我的思路，他还曾亲自把有价值的参考文献拿给我看；2002年3月，李政道先生访问古陶瓷实验室，郭先生和古陶瓷课题组一起接待了李政道先生，李政道先生一口苏州腔，与郭先生的上海腔和李家治先生的合肥-上海腔相映成趣，相谈甚欢；2002年11月，ISAC’02在上海举行，郭先生依旧担任大会主席，这一次我不再是门外汉，上台发言前他叮嘱我说，报告时不要急，要叙述清晰，我发言时他就坐在台下第一排听；2003年5月底我出站答辩，那天的氛围很轻松，参会专家与两位恩师都给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我出站留所工作以后，古陶瓷课题组与中科院自然史所、社科院考古所的一些学术交流，郭先生也抽时间参加，他对田野考古的细节特别感兴趣，也总会对材料学研究手段在科技考古中的应用给出启发性的建议。

　　想不到的是，2003年8月突然得知郭先生生病了，当年9月手术，次年再次手术，前后经历多次化疗、放疗，令人十分揪心；2005年11月，ISAC'05如期在上海举行，大家欣喜地看见郭先生稳稳地坐在主席台上，他还是我们的大会主席，他的豁达和坚韧为大家树立了最好的榜样；ISAC'2009和ISAC'2012是两届到外地召开的古陶瓷国际会议，郭先生非常赞成组委会“走出去，扩大影响力”的办会理念，他也亲赴北京故宫和景德镇参加了会议，还在ISAC'2012开幕式上借助电子喉向大会致辞。

　　郭先生始终大力支持古陶瓷研究，于1988～2004年担任上海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第二、三届理事长，之后担任第四～七届名誉理事长, 他参加了1989，1995，1999，2002，2005，2009，2012和2015年的ISAC会议，前后时间贯穿了26年，见证了我所古陶瓷研究这个历史最悠久的学科的关键发展阶段。

　　回想起来，我与郭先生有缘，源于我们都有颗爱艺术的心。我至今从事文物研究与保护已20年，始终践行的是“为艺术插上科学的翅膀”这个初衷。郭先生除了是材料研究领域的泰斗，还喜欢音乐和绘画，具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与我的硕士导师诸培南先生是好朋友。诸先生善画国画，在我硕士毕业时曾赠我一幅墨竹，上硅所“科窑作坊”的底款章就是诸先生篆刻的。我1993年第一次到上硅所请教郭先生，也是诸先生推荐的。

　　郭先生和李家治先生是志趣相投的伙伴。2014年10月16日，95岁的李家治先生最后一次回所，那一天郭先生特意陪着李先生一起回来。两个老伙伴流连在古陶瓷标本柜前，抚摩着、谈论着一件件熟识的标本。他们并肩坐在办公桌前，促膝谈心，时不时大笑，那情景非常动人。郭先生还饶有兴味地到实验室看我们的新设备，询问使用情况，还亲自操作了一下。当时李先生95岁，郭先生81岁，那天的美好画面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郭先生对我们后辈的教诲和身体力行的影响，点点滴滴，就像早春的雨，润物细无声。

　　郭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14年10月16日，郭景坤院士与李家治先生在上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