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仁（1892-1973），江苏南京人，群众，1910年毕业于江南高等学校，1915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冶金学家和陶瓷学家，中国钢铁冶金学、陶瓷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周仁曾任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馆长、冶金陶瓷研究所所长、上海冶金研究所所长、上海硅酸盐化学与工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他在我国率先研制成功球墨铸铁，组织引导并参与了含氟铁矿石的高炉冶炼研究，取得了创造性成果，为包头钢铁公司大型高炉的顺利生产创造了条件。他是中国古陶瓷科学研究工作的带头人。他是中国早期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和学术刊物——中文版《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献身教育工作，曾任上海科技大学首任校长，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一、慎独自律、无私廉洁，砥砺科学救国之志

周仁，字子竞，1892年8月5日生于南京市郊江宁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年少时求学于上海、南京。1910年7月，他在江南高等师范学校完成了三年的高等教育，不久后便考取清华大学第二批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录取于美国东部的康奈尔大学。他没有选择更加热爱的文学和数学作为专业，而是选择了将来可以制造“利器”的机械学，硕士阶段又转投冶金学。

自美国康奈尔大学冶金学专业毕业归国后，迫于时局艰辛，国家积贫积弱，国民政府不重视科学技术，周仁没能很快施展抱负，辗转于后来的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当教授，传道授业解惑。1919年，周仁事业迎来转机，国民政府邀请周仁担任未来四川炼钢厂的总工程师开展电炉炼钢，有着科学救国初心的周仁即刻辞去大学教职，加入四川炼钢厂，并亲赴美国购买电炉。周仁来到摩尔电炉公司实习，同时验收机器。当周仁与摩尔办完购买电炉手续时，摩尔要给周仁一笔佣金奖励他推荐购买摩尔公司的电炉。周仁婉言谢绝，并表示如果摩尔坚持要付，则可在购买电炉的金额中扣去这笔数字。摩尔为周仁的无私廉洁所深深感动，他进而希望周仁成为摩尔公司在中国的经销人，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但周仁无心做生意，当洋买办，他一心想早日把设备运回国内，实现开创中国电炉炼钢事业的宏愿。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设备如期运到四川。那个年代，从国外购买设备拿佣金是明面上的事，但周仁慎独自律，不为所动，把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立住了。

二、坚定信念、倾囊奉献，守住科学救国火种

1927年，周仁受蔡元培之托，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常务筹备委员。次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成立，周仁担任首任所长。至此，周仁便把这个新生的研究机构视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该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重要关头，他倾其所有、散尽家财，守住“科学救国”的这缕火种，为我国现代冶金、陶瓷学科发展开山发轫。

周仁先生科研工作照

1928年6月，周仁以九千元之开办费，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建立陶瓷试验场，并从湖南、江苏等处请来8名技工，筑窑烧瓷，开始陶瓷的研究。1929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工程所、理工所、化学所置地于上海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共建理化实验大楼，周仁任筹建会常务委员。他经常亲临工地，对打桩、土建等均加以督察，特别注重施工质量。1931年12月8日抗战爆发，施工中辍，即将完成的大楼临时改作战时难民收容所。1932年5月工程得以重新开工，但经费拮据，原50万元的拨款已不敷工程完工之用，缺额13万元。为此，周仁上下奔走，筹得款项，才使工程得以在1932年全部竣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举所迁至云南昆明，中央研究院停止拨款，没有设备、没有厂房，无法进行正常的科学研究，也无法维持属下的生计。这一切都没有难倒周仁，他决心在大后方积极为抗战服务。周仁得力于善于交际的周夫人——曾国藩的外孙女聂其壁女士，终于说动了国民党云南省的头面人物缪云台和爱国资本家刘鸿生等人，公私合股地办起了“中国电力制钢厂”，周夫人也把自己的私蓄、陪嫁解囊相助。周仁任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多数职工都在钢厂任职，这才解决了研究所的经费。在昆明的八年时间，研究所贯彻周仁一切为抗战服务，服从战时需要的指导思想，冶炼钢铁、熔制玻璃，为武器制备、医疗器械等提供材料保障。1946年，研究所重返上海。1947年，国民党政府教育总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多次授意周仁将研究所迁往台湾，周仁以保全科研设备为由拒不执行，与科研人员共同坚守,终于迎来新中国诞生。

三、严谨治学、躬行践履，复兴中华陶瓷文明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次年6月，首批15个研究机构成立。其中，周仁创办的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改建为中国科学院工学实验馆，主要围绕冶金、陶瓷、玻璃进行研究工作，周仁任馆长。

有一件事令周仁永志难忘，1953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轻工业部要抓好中国古瓷的研究，轻工业部找到郭沫若，郭沫若说：“上海有个周仁，是国瓷专家”。于是周总理下达的中国古瓷研究任务落到了周仁的肩上。他听说一些驻华使节出于对中国陶瓷的崇拜，想购买精美的中国瓷器，但每每失望。国家领导人在接待外宾时，也常因礼品中的陶瓷器皿制作粗糙而难堪。听到这些消息，周仁的心情十分沉重，他认为这是“陶瓷古国的耻辱”，希望继续进行中断了的仿古陶瓷研究，以有生之年深入总结我国陶瓷工艺，使我国古陶瓷艺术重新开出鲜艳之花。现在党为他提供了科研条件，并成立了中国瓷研究小组。党和祖国的重托，使这位老科学家深感责任重大。他积极开展对古陶瓷技术的总结和研究，并着手恢复历代名瓷的生产。尽管他已年逾花甲又担任繁忙的社会工作，他也常来实验室讨论，撰写论文。他率领国瓷小组多次访问瓷都景德镇，在古窑遗址的废墟瓦砾中挖掘收集古瓷；不顾年迈体弱，坚持攀上高温窑顶观察分析炉火情况；多次南下浙江龙泉，在荒芜的山岗陡坡寻找古窑遗址。他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每一个窑址都要弄清它的年代及身世。他还请画家把景德镇老匠人的操作画成画册，以传于世。

在周仁的领导下，国瓷小组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历史精品进行了化学分析和科学鉴定，并对各地原料作了调查分析，最后选定了几种优质材料进行试制。经过反复试验，一批批具有传统特色的高级瓷器试制成功了，这些瓷器精巧玲珑、晶莹透明、光彩夺目、典雅美观，再现了我国古陶瓷的水平，有些还超过了古瓷的水平。此间，周仁和合作者还发表了10余篇有关陶瓷的研究论文，受到了国内文物、考古部门的重视和赞扬，有的还经翻译在国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