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给科学院下达提高景德镇瓷器质量的任务，原本是研究玻璃和新材料的李家治先生，被调去从事陶瓷研究，从此开始其陶瓷研究之路，在李家治先生带领下，这个研究团队成为世界上唯一对“从陶到瓷的技术发展过程”做了详细研究的团队，并建立了“古陶瓷物理化学基础数据库”，还建了闻名遐迩的“科窑作坊”，在世界上成为研究中国陶瓷的圣地。 

　　李家治先生一生非常低调平和，他在古陶瓷和无机材料科学研究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除了大量的学术论述外，关于他的个人生涯，鲜有资料提及。下面这篇文章来源于《新民晚报》，像是一篇自述。也许从其中，我们能窥见一位伟大人物的人生掠影。

　　中国古代陶瓷研究的学问真多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李家治

　　1919年12月，我在安徽合肥东北乡（今肥东县）的农村出生。六岁时，就在家塾读书，十岁左右迁入合肥县城读中、小学。1938年初夏，辗转经由香港来到上海。我因为从小生性好动贪玩，所以学习成绩一般，来到上海后才开始发奋读书。

　　记得来到窑业组的第一项突击任务是为杨树浦发电厂研究和试制高压锅炉用水柱计玻璃。当时正处在窑业组科研工作大发展时期，同时开展了五个玻璃研究课题，都是有关单位交来的紧急任务。可是窑业组当时只有一台从美国进口的硅碳棒电炉，无法满足熔制试验需要。我提出建立一台小型坩埚燃煤熔炉，从设计到砌建都由我负责，很快建成，一次试烧成功。既解决了水柱计玻璃的熔制试验，也为其他各课题组的熔制工作创造了条件。

　　最后，水柱计玻璃研制任务先后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拿出水柱计玻璃的试制样品。经过杨树浦发电厂做运行试验，一次成功。最后，我和我的同事们还为发电厂试制了几十套成品，供其急需。

李家治在国际学术会议上作报告 

　　1951年，我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也是我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终生的开始。我生性并不聪慧，来到中科院工作后，从事的学科领域对新中国和个人来说都是全新的，所以一切必须从零开始。因此，我认为要在这个领域有一个立足之地就必须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计得失并坚持到底。也就是说以勤补拙，锲而不舍。这便是我的座右铭。 

　　我大学时读的是化工专业，只在《工业化学》课中读到一章玻璃，讲的还是平板玻璃。可以说对特种玻璃一无所知，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殷之文和严东生两位先生先后来到窑业组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把西方先进的研究思路和管理方法带回来，大大活跃了当时窑业组的学术气氛，促进了科研进度。其中对我影响最深和受益最大的就是殷之文先生要求我们这些新参加工作的科研人员都在组内做一次学术报告，要求是自选题目，自查文献。

　　我考虑特种玻璃的热处理过程对玻璃性能影响最显著，而且也是产品必须经过的工艺，但对它的机理却知之甚少，在工作中盲目性很大，于是就选择“玻璃的退火与淬火”作为学术报告题目。题目选定后，我就开始全力查找文献。可是，时值建国初期，有关玻璃这一领域的文献资料非常少。于是，我就跑遍全上海的大小图书馆，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如期完成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并在组内作了报告。

　　现在回想起来，这篇论文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之处，但是它却对我的科研生涯起了非常重要和关键的作用，为以后在玻璃物理化学和材料研究方面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周总理要求造高质量陶瓷 

　　周仁所长对我说：“这是周总理交给的一个重大任务，那时我国驻外使馆用的大多是外国陶瓷，中国作为瓷器的发源地，大使馆怎能都用外国陶瓷呢？周总理要求一定要把景德镇的瓷器质量提高。”

李家治去博物馆考察古代陶瓷

　　到1956年，我一直从事玻璃的研究工作。虽然是刚入门，但已有一定的积累。本想在这个领域好好地干下去，但就在这时领导决定调我到当时的由周仁所长领导的景德镇瓷器研究组任组长。这项任务由周总理提出，旨在提高景德镇瓷器质量。这是一个由轻工业部和景德镇有关陶瓷科技人员和工人等几十人参加的从研究、试制和扩大生产的研究组。当时周仁所长就是看中了我的研究能力和工作态度，然而，那时我不仅对陶瓷一无所知，而且对陶瓷研究也没有多少兴趣，认为坛坛罐罐没什么搞头。 

　　这时，周仁所长郑重地对我说：“这是周总理交给的一个重大任务，那时我国驻外使馆用的大多是外国陶瓷，中国作为瓷器的发源地，大使馆怎能都用外国陶瓷呢？周总理要求一定要把景德镇的瓷器质量提高。”我想既然是周总理交代的任务，所里又指明要我干，那么就搞陶瓷研究吧，于是，我开始从头学起有关景德镇瓷器的各种知识。

　　研究组在周仁所长的带领与指导下，多次深入景德镇，并和当地的科研力量结合开展深入的研究，做了大量实验工作。共同撰写了专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一书，为改进景德镇瓷器的质量提供了科学依据和一系列数据，受到国内外同行认可。日本山田清一并将该书译成日文于1984年由日本学术出版社出版，译者在序言中对此书给予了很高认可。

　　到1959年，我们终于让景德镇的瓷器质量达到了要求。按照李家治团队给出的新配方，并把烧成温度提高，原本景德镇瓷器的烧成温度为1200摄氏度，我们把它提高到1350摄氏度，最后小批量生产出一批质量上乘的国家用瓷和礼品瓷，外交部对礼品瓷的质量很满意。

　　经过这次研究使我认识到中国瓷器在世界上所享有的盛誉不是偶然的。萌发了自己对中国古陶瓷工艺发展过程和胎釉物理化学基础研究的浓厚兴趣和责任感。

　　到了1959年，中国科学院以原来冶陶所的窑业组为基础成立了硅酸盐研究所后，并分别建立了七个研究室。研究中国瓷的一摊改名为国瓷组，附设在四室。由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工作已告一段落。又受浙江省轻工业厅的委托，承担了恢复浙江龙泉窑青瓷生产的研究工作。在交通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应浙江省轻工业厅的邀请，我陪同周仁所长去龙泉实地考察并收集了许多古瓷样品。这正是我们计划中要把中国古代名瓷逐一研究清楚并能恢复生产的长远规划的一部分。

　　但就在这时，领导又决定调我回玻璃研究室任三室主任并从事导弹用微晶玻璃雷达天线罩的试制研究工作。这是一项军工任务，我们团队立刻展开研究工作，深入到料方选择、配料、熔炼、成型、加工、热处理和测试等各道工序，经过八年努力，达到任务指标，最后在三八车间试制出1:1的试验件，并将整个工艺推广到玻璃厂进行批量生产，提供总装单位使用。对整个型号来讲，他们差不多提前10年完成了任务。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上光纤技术处在起步阶段。我们预见到这一新技术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积极组织调研并组织科研人员开展光通讯用石英光导纤维的研究。经中科院鉴定，所制成的光纤及其工艺都在上海新沪玻璃厂光纤车间得到推广和应用。这些成果在当时国内光纤研究刚起步的情况下，对光纤通信的演示，上海（也是全国）第一条光纤通信试验段的开通，以及国内光纤研究的开展，都起了开创和推动的作用。

　　重新捡起古代陶瓷研究 

　　我们编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总结了半个世纪来，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和国内外其他单位的研究成果，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实现了中国陶瓷科技史由中国人自己写的理想。

　　在1978年左右，中国硅酸盐学会为了要出版一本由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陶瓷史》。其中涉及“中国瓷器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一国内外争论很大，而又无法取得共识的问题。于是，中国硅酸盐学会派专人来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寻求帮助，并数次邀请我参加。由于我当时正在主持光导纤维的研究，研究所领导要求我两方面兼顾。 

　　于是从1978年开始，我又重新捡起中国古代陶瓷的研究工作。在渐渐地深入古代陶瓷的研究后觉得里面的学问很多，例如：瓷器是中国发明的，但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经过了哪些阶段？有哪些关键技术？我时常会问自己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吗？这就要从最早出土的陶片开始研究，然后是印纹硬陶，再到原始瓷和瓷器，我和我的团队对每个阶段的样品都做了实验分析，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工作。

　　在研究所领导的支持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不断资助下，我们编写了《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总结了半个世纪来，上海硅酸盐所和国内外其他单位的研究成果，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实现了中国陶瓷科技史应由中国人自己写的理想。这本书的影响现在还无法说清楚。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李约瑟研究所一直有计划要出一本中国陶瓷科技史，但到现在也未能写成。

　　后来，为了检验古陶瓷研究所积累的数据是否能指导生产，我们在研究所里也建立了一个能控制气氛的小型电炉，对外称作“科窑作坊”，烧制仿古瓷。

　　我们仿制了很多从外表上看和古瓷十分相似的样品，但在它们的底部都有“科窑”二字。曾有人让我把底部的“科窑”图章去掉，但是我说坚决不行，从我们那里出去的所有成品都得打上“科窑”，不能以假乱真。“科窑作坊”的建立为名窑古陶瓷的仿制提供了一个场所，也为我们多年来在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中所取得的理性认识，找到一个实践的场所。

　　在搞科研的同时，我也十分重视对人才的培养，不仅培养研究生，还注意对在职科研人员的培养。在继续贡献余热的科研生涯中，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研究所内建立一个“古陶瓷科技研究中心”。

　　就在2009年10月，国家文物局在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将一块《古陶瓷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牌子挂在了古陶瓷科学研究实验室门前。

　　我在挂牌仪式上，只深情地讲了一句话：“五十年风风雨雨，今日终成正果。”

　　简介： 

　　李家治（1919～2017），安徽肥东人，中国陶瓷、古陶瓷及玻璃材料科学家。上海大同大学化工系毕业。 

　　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著名古陶瓷与特种玻璃材料科学家，原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第三研究室主任，原上海市特种光纤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原上海市古陶瓷科学技术研究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主要成就： 

　　李家治先生在长期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完整地提出中国由陶向瓷发展过程的五个里程碑和三个重大技术突破； 

　　发现和阐述了中国古陶瓷化学组成变化规律及历代名瓷釉的形成机理以及较早使用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技术测定古代陶瓷化学组成和微量元素，为中国古陶瓷和历代名瓷的断源断代和鉴定以恢复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验证所得数据和仿制古代名瓷，在所内建立了“科窑作坊”。 

　　他领导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是世界第一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 

　　在玻璃非晶态研究方面，他提出了玻璃的化学组成和结构决定着随后的分相，玻璃分相后各相的组成又决定随后的晶化这一规律，为导弹用雷达天线罩所用的镁系微晶玻璃的研制起到推动作用。 

　　他还组织领导了玻璃光导纤维的研究和试制，推动了全国第一条光纤通信试验段的开通。 

　　他和他的合作者共获过2个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多个国家科技进步奖。 

　　来源：http://mp.weixin.qq.com/s/Qy86JD13rDBFMB0FsHJC4Q